报导/陆依婷
摄影/受访者提供

是不曾见证光明较为不幸，还是看着曾经拥有的美景逐渐从眼前消失更为悲哀？对此，生于中国东北、目前定居于美国加州北部的脊柱神经博士杨洋医生有着不同见解。

因为他深信，“People with disability do have some ability.”（身有缺陷者确实拥有一些能力）。

圣经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必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15岁那年，出生于中国东北的他因视网膜黄斑病变而失去了视力，因视力仅剩下百分之一而被迫辍学。后自学盲文，于1994年3月报考了全国第一家盲人高中——青岛盲校，成为一名盲人高中生，并在1995年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成为盲人大学生。

1999年7月毕业后到深圳打工，期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并于2007年本科毕业，后来应聘到深圳罗湖区中医院康复推拿科当上了一名医生。

为了完成考研的愿望，他在工作期间利用3年业余时间自学英语。2013年7月，到香港参加并以97分的高分通过了托福考试；2014年，他被美国加州海沃德西式整脊医学院录取，成为第一位通过托福考试并以合法盲人身份考入美国大学的失明中国医学博士生。

经过3年半的刻苦努力，2017年12月以全年级第二名的佳绩取得美国脊柱神经矫正博士学位，并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全美的脊柱神经矫正执业医生资格证的考试。同年，他还通过了难度更大的加拿大全国脊柱神经矫正执业医生资格证的考试。

2018年9月，他被美国加州海沃德西式整脊医学院（Life Chiropractic West College）应聘任教，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一名盲人博士生导师，同时还兼任美国河洛中医大学教授。2019年，他被一所总部在圣基茨（Saint Kitts）、在美国及加拿大都办学的医学院“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录取，并立下了取得康复医学博士的下一目标。

虽然面临令人沮丧的环境以及充满挑战的人生，但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如今成为了中国少数毕业于国家专业医学院的失明大学生之一。他，是杨洋，是积极于中国国内盲人圈子里授课的脊柱神经博士医生。

善的种子

由于视力的不方便，难免让杨洋博士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但对他来说却异常困难的事。这不仅让他深有挫败感，也不禁埋怨：“罹患这10万分之1几率的病，为什么是我？”

“我在年幼时的一切都与身边的孩子一样，但却在7、8岁左右时被父母发现视力偏弱。当时以为只是近视，医疗条件也没那么好，所以即使看过医生后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数年间，视力逐渐下降，一直到15岁时失去了视力。仅存的百分之一视力能让我见到在一尺之内晃动的物体、对光源（开关灯、天黑或天亮）也可以感觉得到，但就仅此而已。”

如何定义不幸？他分享了一个真实小故事。

他在念大学时有两个盲人室友，一个是生下来后就失明，另一个则是一直到高中之后才因为视网膜萎缩而失去视力。有一天，两人挣得面红耳赤，天生失明的室友认为另一位室友很幸运，因为至少看了这个世界十几年，而他却从来没有机会知道天空的蓝是什么蓝、花的红是什么红。

他说，有一本书叫《如果给我3天光明》，但他只想要3分钟、想要看看妈妈的脸，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另一位室友则说，你无法体会，那看着原本属于你生命中的一部份一丝一丝地从手里溜走却无能为力的痛。当他住进医院的时候，他会为了准备高考而每天都下楼买一份报纸了解时事；但当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却成了需要被人牵着走的状态。

“每一种情况都有自己的痛苦、我们都会羡慕别人。我自己当然也曾经苦闷过，因为15岁辍学后我也曾经找不到人生方向。但，有个画面让我毕生难忘。”

为了挽回杨洋的视力，妈妈一直没有放弃带着他四处求医看病。后来，他们到了北京最好的同仁眼科医院，遇到了一位心地很善良的医生。他跟妈妈说，孩子的这个病现在在全世界都没得医治，劝妈妈别再浪费钱四处奔波。

“当时我妈妈跪在他面前，请求医生把她的眼睛换给我。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当初的这念头可能就是一颗种子吧。视力不好对我肯定有影响，但是生命还是得继续往前走，People with disability do have some ability（身有缺陷者确实拥有一些能力）。也许主把我送进黑暗里的原因就是要让我学习珍惜与寻找光明，这是一直以来推动我前行的动力；如果我的眼睛是好的，也许就没有机会出来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了。”

“我父母一直支持着我，我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也都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真的很感谢。尤其是我母亲，对我的一点点的成就都会特别骄傲、会到处去说给别人听，哈哈。”

到美国学习的
困难和挑战

在中国有句话叫：“插羊队，受羊罪”，指的是来到陌生的土地、文化、环境中必然会有必须要适应的不便。在3年半的异国求学期间，视力的不便、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以及交通的困难都让杨洋这般视障人士面对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但他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当时我被两所大学录取，分别在洛杉矶和北加州。我选择了北加州的原因就是因为朋友说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好，结果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虽然只有短短的9公里左右，但却需要转一趟车，而且一小时只有一班，所以从家里到学校的短短路程就需要将近两小时。”

由于别无他法，杨洋也只能想办法克服。一开始，孩子会带着杨洋搭车上学熟悉路线，三次之后他就自己走了。

为了要上清晨7点半的课，杨洋在5点钟就必须起床出门，并利用搭车的时间在车上透过盲文学习，到学校后再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吃早餐后再上课。

除了交通，杨洋所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语言。“在中国学英语、考托福，和在美国教室里用英语学医学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拉丁语及希腊语的单词，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英语完全不同。”

这使得杨洋在课堂上听课就像听天书一样，尤其是细胞生理学的教授，是一名来自伊拉克、带着浓重中东口音的著名内科医生，即使他竭尽全力专心听讲，但仍然难以完全理解讲课的内容。

“我永远都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整整用了两个季度才基本上能够好好听课；课下就要花更多时间反复学习、通过读屏软件在网上通过中英文对照查阅当天的课业内容，并且把每天的睡眠时间减至最低；理解了之后再以不熟练的英语去向老师提问及沟通。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但我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后来，我逐渐地克服了因语言障碍所带来的学习困难，并且因为成绩优异而申请到了学校的助教工作，帮助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同学。”

“我觉得人生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有需要克服的难题出现，唯有推动自己不断迈进、跟过去的自己比，只要能再前进一小步，就是好的。”

杨洋也回想起有一次，因为视力不方便及语言障碍而错过了一个占分数很高的测验。当他向教授解释情况并请求补考的机会时，教授虽然理解他的不便，但却告诉他：作为一名博士生，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你应该提早协调安排，我希望你可以跟其他所有的学生都一样为自己负责。

这让杨洋明白的一个道理，平等的权力意味着平等的义务，他对这位教授并没有半点埋怨，并且在心里对自己说：视力不好不是要求人家网开一面的借口。经过努力，这门课他最终还是拿到了A的佳绩。

想知道杨洋如何克服视力障碍，在积极求知、研发新技术的同时也立志要帮助中国国内的视障朋友？千万别错过下集的《悠周》。

完整视频专访内容，请观看：https://www.facebook.com/kwongwahwow/videos/184959550249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