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政坛，拥有党职常被视为担任官职的通行证。换句话说，只有身居党内要职者，方有机会出任政府高位。这种“党职即官职”的逻辑，虽非法律所明文规定，却早已成为政治常态。表面看来，此制度自有其合理性。政党通过选举赢得政权，自然希望由本党核心成员掌握政务资源，以贯彻其政策方向与治国理念。
然而，这种现象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问题。党务与政务虽有关联，但二者在所需能力、思维方式与责任存在显著差异。党务工作的核心在于组织动员、派系协调与选战策略，其本质是权力运作与政党管理；而政务治理则关乎公共政策、行政执行、财政调配及公共服务，讲求远见、专业判断与跨部门协作能力。
事实上，在我国许多党内高层当中，亦不乏德才兼备者。他们不仅擅长政治协调与资源整合，更具备政策判断、治理执行与改革推动的能力。他们以党为平台，以国为使命，能够兼顾党务需求与国家发展，令人钦佩。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凭借对上效忠而崛起者，即便缺乏治理经验，却仍能主导关键政策。这样的用人机制，无疑削弱了施政效率与政策质量。
更严重的是，这将加剧“唯上不唯民”的官场生态。许多官员将党内晋升视为职业发展的关键，因此更注重讨好上级、维系派系利益，而非回应民意、解决社会问题。久而久之，向上负责的权力惯性压倒了服务基层、服务公众的初心。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具有改革思维和治理能力的专业人才缺乏晋升通道，政治参与意愿逐渐低落；另一方面，缺乏实际施政经验者却凭借忠诚与背景脱颖而出。这不仅扼杀了人才，也催生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即忠心重于能力，关系胜于实绩，个人价值不再由其贡献评定，而由其靠山决定。
国家若要实现真正的进步，必须重塑用人标准，秉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官职应以行政治理能力与实际表现为衡量依据，而非单凭党内地位。政党可以是通往国家治理的路径，但绝不应成为治理的门槛。
国家亟需的是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是具备政策视野以及改革魄力的领导者。如果用人标准继续沉沦于派系之争与权力游戏之中，那么十年之后，我们仍将困在同一泥淖，眼见旧戏一再上演，人民的期待也将一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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