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长丹斯里依德鲁斯哈伦表示，基于国家元首须根据内阁建议召开国会议会，上下议院的开会日期也由内阁决定。

他说明，有关内阁在建议国家元首召开议会方面的权力，下议院议会常规第11（2）条和上议院第 10（2）条规定：首相或副首相应在议会召开前至少28 天确定开会日期，且可以更改所定下的日期。

他说，联邦宪法第40（1）和（1A）条规定，在履行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规定的职能时，国家元首应听取内阁或在内阁一般权力下行事的部长之建议并采取行动。除非宪法另有规定。

针对近日各方就国家元首召开国会的权力，以及元首陛下在宪法下有责任按照内阁的建议行事发表的看法。总检察署周五发表声明，厘清此课题的法律地位。

声明指出，国家元首作为君主制宪的地位必须根据内阁的建议行事，这是基于联邦宪法第39条和第40条规定，联邦的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元首，可由陛下或内阁、部长或内阁授权的任何部长行使。

“该条文还应与联邦宪法第43条同读，该条文明确要求元首陛下任命一个内阁，以在陛下履行职责时提供建议。”

声明提到在1957年马来亚联邦宪法委员会报告（里德委员会）第58段的诠释，即“国家元首必须是宪法统治者，因此在所有的行政方面，必须根据其部长的建议行事”。

声明同时列举多个法庭案例佐证君主立宪制下的统治者地位，如1979年英国伦敦的枢密院有关郑清宝案件的裁决、1968年史蒂芬加隆宁甘对大马政府案、联邦法院在阿都干尼对检察司案判决、1982年独大起诉大马政府、1981年巴拉克里斯南起诉公共服务局总监和大马政府、1969年卡蓝星起诉内政部长，以及1975年高庭在N马哈旺奈尔起诉大马政府案。

总检察长在声明中强调， 尽管已颁布紧急状态，但上述国家元首的地位并未改变。法官在马哈旺奈尔起诉大马政府案中的第289页判词明确写道：

“但是，虽然立法权已从国会转移到国家元首，但联邦的行政权仍然保持不变。根据第39条，联邦的行政权属于元首陛下，并可由他或内阁根据任何联邦法律和附表二的规定行使。然而，第40条将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力限制为根据内阁或在内阁一般权力下行事的部长的建议行事。只有在某些事项上，如任命首相、解散议会和要求召开统治者理事会会议，他才有自由裁量权。”

“将立法权从国会转给国家元首的紧急状态令并没有取代他作为立宪君主的地位，受宪法约束，必须始终按照内阁的建议行事。”

声明指出，在郑清宝（Teh Cheng Poh）案中，同时考虑到联邦宪法第150 (2)条规定，如果国家元首认为在某些情况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元首陛下有权颁布法令，枢密院表示，这项权力，以及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力，“名义上被授予国家元首是因为他是联邦之首……他的职能是君主立宪……他不是主动行使宪法规定的职能，而是根据第40（1）条的要求按照内阁的建议行事”。

因此，如果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规定，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或感到满意时，“参照他的意见实际上是指内阁成员的集体意见或共识……就有关问题提供的建议。”

事实上，在1994年国会修改联邦宪法第40条以加入第 (1A) 条时，该条款的目的阐明是为加强和厘清君主立宪制的原则，以加强议会民主的原则和法治。

在阿都干尼阿里对检察司一案中，联邦法院裁定“……根据宪法规定和有关当局，我认为，国家元首，在根据宪法第150（1）条以立宪君主的身份行事时，必须按照宪法第40条的规定，根据内阁的建议行事……”，以及“……毫无疑问，枢密院的‘意见’在郑清宝案中坚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在宪法第150（1）条下，国家元首没有个人自由裁量权，而必须始终按照内阁的建议行事。”

根据联邦宪法第55（1）条，召集国会的权力授予给国家元首。但是，在紧急状态生效期间，根据《紧急状态条例》第14 (1) (a)段，有关召集议会的规定即无效。

《紧急状态条例》第14 (1) (b) 条赋予国家元首在“元首认为合适”的日期召开议会的权力。因此，根据国家元首作为立宪君主的地位，元首行使召集议会的权力应根据内阁的建议或在内阁一般权力下行事的部长之建议进行，以及根据联邦宪法第 40（1）和（1A）条，元首应接受并按照该建议行事。

《紧急状态条例》第14(1)条应与《紧急状态条例》的其他条文，例如第17及18条同读。

第17条规定，在紧急情况生效期间，根据该紧急情况条例授予的权力，是对任何其他现行成文法所授予权力的补充，而不是代替这些权力。

第18条规定，如果《紧急状态条例》的规定与任何其他成文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或不一致，则以《紧急状态条例》的规定为准，其他相互冲突或不一致的成文法的规定应视为在此类冲突或不一致的范围内被取代。

基于第17条和第18条文，第14（1）（b）条或紧急法令的任何规定，都不能排除联邦宪法所载的君主立宪原则之规定，特别是宪法第40（1）和（1A）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