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琳阿里斯认为,居家作业不仅适用于疫情期间,也是未来的职场新常态。(示意图)

居家作业到底是暂时性解决方案,亦或是时代“新常态”?

由于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促使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吉打和沙巴州实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及加强行管令,政府在收紧防疫措施的当儿,如限制跨州与跨县,另一措施就是限制职场人员的流动,也就是所谓的“居家作业”(WFH)模式。

尽管雪隆与布城的有条件行管令将实行至这个月27日,但由于雪隆与布城多个地区近日都有新增多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因此相信有条件行管令将延长,也意味着居家作业模式可能将持续好一阵子。

多媒体大学赛城校区的应用传播学院讲师阿德琳阿里斯就点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失,因此为避免疫情夺走无辜宝贵的性命,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势必得做出改变,也就是这次疫情衍生出的全新单词,即“新常态”。

她通过《马新社》发表社论,指其实“居家作业”模式在西方国家并非新鲜事,像是荷兰,就批准员工以居家办公的方式,进行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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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作业不仅工作时间更加弹性化,且带来的效益可能比在办公室工作来得高。”

她说,除了荷兰,芬兰也是另一个最早提倡居家作业模式的国家。

“对于荷兰人来说,民主和高度参与等价值观,已根深蒂固地融入在他们的工作文化。因此,荷兰雇主对于本身员工,所给予的信任度,会相较于其他国家雇主来得更高。”“与此同时,芬兰在这20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工作文化中,实行弹性工作时长。这可以追溯至1996年,芬兰政府制定的《工作时间法》。”

阿德琳阿里斯表示,其实芬兰的居家作业模式,很大的程度都是基于芬兰人的诚实、守时和平等的价值观。

“其实很多北欧国家的企业,早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前,就已经有居家作业的习惯。”

促使政府修改法令

阿德琳阿里斯认为,要促使国家政府修改法令,允许员工居家作业的另一个动力,就是无线网络和云科技。

“这让员工可以在不用到办公室的情况下,就能够远程办公,而这也意味着员工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来安排工作时程。”“不过,并不是所有领域都适合居家作业,像是关键服务领域要实行居家作业,就相当不容易。”

受22日开始的居家办公新指示影响,乘搭公交上班的人流递减。

要取决于二大因素

阿德琳阿里斯指出,居家作业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却是相当的陌生,而这取决于二大因素,即网络速度和公司管理层对员工的怀疑态度。

“尤其是管理层对于员工抱持的怀疑心态,一直遭到亚洲许多雇员的抱怨。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前,亚洲的年轻一代,就已经渴望未来的工作,能够是弹性的工作时长且可以远程办公。”

她说,马来西亚的劳工就是典型例子,雇员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9小时,午餐时间为1小时,而这样的工作模式令许多雇员感到沮丧。

“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必须在办公室,面对长时间的工作,即便下班也必须舟车劳顿。一般上,亚洲国家不存在工作与生活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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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琳阿里斯也认为,亚洲国家的雇主们,通常会有一个观念,即长时间工作等同于高生产率,这也是亚洲雇主不支持弹性工作时长及居家办公的原因。她点出,千禧年出生的专家,将这种“不健康”工作文化的矛头指向企业组织的管理层。

“他们并没有强制要求100%居家作业政策,但是弹性工作时长和远程办公的概念,似乎能提高工作生产率,并且让员工在工作与生活取得均衡。”

阿德琳阿里斯认为,居家作业模式不应只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或许这也是未来职场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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