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的结构性错误|光华网

2026年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关于官联公司（GLC）与官联投资公司（GLIC）的角色定位，再次引发社会争议。官联公司应保持商业独立性，不应被视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以确保财政纪律与公共问责得以维持。

官联公司肩负的是商业使命，而非政策执行任务。它们对存款人及投资者负有信托责任，必须追求合理回酬与稳定收益。如果政府迫使这些企业承担无法达到门槛收益率的社会项目，最终只会制造道德风险。当亏损发生时，填补亏空的往往是纳税人的钱，受害的终究还是人民。

当企业的商业逻辑被政治目的取代，管理风险与财政漏洞便随之而来。因此，正确的模式应是明确区分角色，即官联公司应专注成为区域冠军或跨国企业，集中创造最大化回酬、支付股息与缴纳税收；而政府则通过正式的预算程序执行公共开支，确保透明度与监督机制健全。这不仅保障公共资金安全，也能强化市场信心。

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便是成功的例子。它保持商业独立，专注投资与回酬；社会支出则由政府财政体系独立处理。两者各司其职，既促进经济增长，也维持财政纪律与问责制度，团结政府必须借鉴此模式。

同时，政府也应将社会援助制度化。例如，把慈悯援助金（STR）和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纳入正式福利体系，而非继续当作政治筹码。民政党并不反对福利政策，但反对团结政府把人民生活援助当作政治宣传工具。若制度化援助机制，符合资格者即可自动获发援助，无需每年等待政治人物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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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众普遍认为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短期援助终究只是治标，无法治本。真正的关键在于执行力与人力资源的配合。若官僚体系效率不足，再好的政策也可能流于空谈。

预算案中，政府提供4000令吉补贴，鼓励车主报废旧车换新车，初衷良好，但仅限购买两款国产车，显然过于狭隘。政府应扩大至所有在国内组装的汽车品牌，以促进整体汽车业链发展。

另一方面，人民虽然能够领取100令吉的“关爱基本援助金”，但政府应扩大SARA的购买选项，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才能真正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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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宣布开学援助金须由教师以现金发放给家长，无法通过银行转账。此举不仅开倒车，还增加教师行政负担，让他们无法专注教学。

对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很好的宣传；但对教师而言，却是额外压力。学校教育应回归教育本质，而非沦为政治秀场。

财政纪律、制度化援助与高效执行力，是2026年财政预算案成败的关键。政府应该改变机制，守护人民利益，才能建立健康、透明与可持续的经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