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督谢诗坚的厦大博士生论文《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已在2009年出版成书,它不只为寂静的马华文坛增添异彩,亦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史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
谢先生是从中国那段(1926-1976)文学发展过程下笔,其中拓出苏联的文学辗转,然后再将马来亚/西亚同时期的文学历程拿来相比拟,并透过他处理文学的理论基础,作结论说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形成“父子关系”。
该书以比较文学的手段,分成以下5个阶段来展开论述:(一)1926-1936年–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新兴文学。(二)1937-1945年–中国抗日文学与马华统战文学。(三)1946-1957年–中国建国文学与马华文艺(民族文学)独特性。(四)1958-1965年–中国“兩结合”文学与马华爱国主义文学。(五) 1966-1976年–中国“文革”文学与马华革命文学。
姑且不论这种分段方式比较适合中国抑或是大马的国情,作者可以说是很大胆地假设并“判定马华左翼文学几乎没有经历中国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阶段,就直接进入了革命文学。马华文学历史也就缺失了启蒙主义传统。”(第13页)
然而作者并未为他的这个“大胆假设”帶来任何强而有力的佐证或实据,因此对于马华文学史若有出现不完整性,我们不可对前人有所苛求,有待后人再去发掘与填补,以探讨马华文坛是否真的从来就没有过启蒙主义的阶段,而单刀直入了革命文学这么率然!
就拿方修先生为1931-1936年的马华文坛作总结时所归纳为“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本土形式主义”,以及“趣味主义”作品等(第39页),若能放下所谓左翼的有色眼镜,然后来作个大筛选,相信它们之中就可能被发掘出一些启蒙主义作品。
其实启蒙主义源自中国的五四运动(1915-1921),它除了鼓吹弃古文用白话文以外,也提倡新思维破除封建文化,对西方文学作了许多译作或称舶来品,从而打开了封闭保守的旧中国大门。自廿年代开始出现了阶级论的左翼革命文学,而在1967年,文革展开了10年的极左冲击,并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收敛而缓和。
作为马华文学的奠基人,方修先生(1924-1999)主张文学“应走出象牙塔”来为人民服务,以启迪民智,反映人民的疾苦与阶级的矛盾,激发新时代的思维与行动。他主张文艺大众化、写实、判判性、本土化,并反映在他开拓的《蕉风》与《马华文化》等刊物中。他虽是个左翼作家,但他却相信启蒙的社会作用,而其实他本身的著作不仅是归类为左翼文学,也大有启蒙文学的篇章。
如此看来,谢诗坚先生的大胆假设说大马没有经过启蒙文学阶段而直入左翼文学,应是有碍于他作比较文学时而自设的5段年代框架束缚。他认为马华文学因此没有启蒙文学传统,也是另一个错误的推论。大马虽然没有经历类似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 然而启蒙文学在本土的滋生与萌芽是有迹可循的,其传统贯穿于国家独立(1957年)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与其他类型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共存并茂。从逻辑上讲,若无启蒙,何来觉醒和改革?社会如此,文学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