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展造
明日，7月16日，是赵明福先生的周年祭。16年光阴倏然而逝，那座尚未刻下全貌的墓碑，至今所铭的，是一条年轻生命的突兀终止；所缺的，是一段国家法治史上未完的句点。
数十年来，始终铭记此事的，除了赵明福的至亲与风雨同行的行动党，更应有全民的集体记忆。因为这起悬而未决的公案，早已超越了个体悲剧，它拷问的是我们制度的良知，衡量的是社会的公义尺度。
当年，赵明福的一位同事挺身而出，控告反贪会非法禁锢。在时任行动党全国主席加巴星的义务代理下，赢得胜诉并获得赔偿。这个判例在后来行动党协助并代表赵明福家属对反贪会展开民事诉讼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追索依据，最终时任政府向赵家赔偿了66万令吉，作为民事诉讼的最终协议。
自2009年发生赵明福命案以来，行动党坚持要涉及明福之死的凶手被绳之以法的立场始终不变。
数十年来，从加巴星到哥宾星，从验尸庭到上诉庭，一纸纸法律文件背后，是一段段分文未取、日夜奔波的身影。多年后的今天，有些人高声疾呼，有些人悄然耕耘；有些人逐渐远去，有些人始终未离场。
时至今日，当总检察署以“证据不足”将案件列为“无进一步行动（NFA）”时，行动党的声音依然坚定。他们选择站出来支持赵家入禀司法审核挑战有关决定、敦促总检察长重启检讨，不再拖延对涉及赵明福之死的相关人士展开检控。
然而，最令人扼腕的，不只是明福的未雪，而是这场悲剧所揭示的制度沉疴，在十余年间竟未将凶手绳之以法。只恨在悲剧发生的十数年里，腐败政棍当权，朝代更迭来的太迟，许多关键证据亦在时间长河中悄然湮灭，令真相更显模糊。
尽管当年警方屡次强调“已竭尽所能”，但调查是否确有尽责？初期是否存有疏漏？公众至今依旧无从知晓。由此可见，大马亟需一个真正独立、具法定权限的案件验证机制，以确保执法调查经得起复审与问责，不再任由执法机构自行交卷、自说自圆。
赵明福案是个案，更是一记响彻公堂的制度警钟。此案所暴露的，是我国执法监督体系的结构性缺陷，长期缺乏独立监察机制、问责文化薄弱，使得制度难以自我纠错。
2018年希盟执政时期，政府曾拟设“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以强化警权制衡，惟后来喜来登政变，使得改革方案胎死腹中。后续成立的“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IPCC）”，虽名义相似，然权责有限、牙爪不全，难以承载社会对正义与透明的期待。
明天就是赵明福的周年祭，已然沉睡在档案中的真相令人痛心。悼念不应止于献花拭泪，追思也不应流于仪式性的缅怀。盼以重启IPCMC，正本清源；以堵住制度漏洞回应明福案。真正的公义，不在纪念碑前的哀悼，而在制度革新中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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