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教育，后执法”虽出于善意　李伟翔：教育与执法应并行不悖光华日报

“先教育，後執法”雖出於善意　李偉翔：教育與執法應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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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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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26日讯）针对马华槟州副主席兼峇眼区会主席陈诠峰指改善环境卫生应以“先教育，后执法”一事，槟州民主行动党副组织秘书兼槟岛市议员李伟翔认为该立场虽出于善意，却严重低估了执法在塑造文明行为上的重要性，也忽视了教育与执法应并行不悖，而非“次序排队”的现实需要。

陈诠峰针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提出修订《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第133条文，提高乱丢垃圾者的罚款至最高3000令吉一事，日前通过文告指应“先教育，后执法”，更强调执法是“最后防线”。

对此，李伟翔周六发文告时表示，必须诚实面对现实，马来西亚不是没有进行环保教育。过去十年来，从小学课程、社区环保运动到社交媒体宣传，环保意识的教育从未间断，尤其在槟城，更是全马最早推动“无塑料袋日”、“绿色市议会”与“社区清洁运动”的州属之一。

“但为何乱丢垃圾问题依旧存在？原因不难理解，教育若没有代价配套，就难以落实为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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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槟岛市政厅（MBPP）目前针对乱丢垃圾的执法，依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一般只罚款250令吉。处罚轻微，加上执法力度有限，许多违规者根本不把这件事当一回事。

“因此，倪可敏提出提高罚款至2000至3000令吉，是在现有制度下顺理成章的升级改革，值得支持。”

李伟翔也认为，新加坡正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新加坡当局对乱丢垃圾的处理可谓“毫不留情”，罚款高达新币2000大约马币7000，屡犯者甚至需穿着制服在公共场所清扫街道，公开示众（Corrective Work Order）。

“有人说这太严苛，但也正因如此，新加坡公共环境整洁有序，人民习惯自律。试想，如果新加坡采取“教育优先、执法最后”的模式，它还能成为‘全球最干净国家’之一吗？”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并非不重视教育，而是清楚地知道：教育必须建立在强有力制度支撑上，民众才会真正认真看待规则。”

他说，教育当然重要，但若没有明确惩罚机制加以支撑，教育永远只停留在理念和标语上。一个人不是不知道乱丢垃圾错，而是知道后依然抱着“没人抓”、“罚款轻”的心态继续乱来。因此，教育与执法不该是顺序排列的“先后问题”，而是同时进行的“责任机制”。执法不是教育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延伸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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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乱丢垃圾陋习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能改。但若仍以“先教育后执法”作搪塞，反而会让违规者继续侥幸，让环保者感到无力。

“提高罚款，是建立公共责任的手段，而不是‘严刑峻法’。只有当违规成本真正提高，才会促使社会风气整体进步。”

他表示教育该继续，但执法必须同步提升。陈诠峰若真心关心环境，应该支持更严明的执法，而不是继续淡化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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