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龙珠   摄影/张翌伦

“难民署不包庇罪犯、不介入难民所在国家的司法运作”。

曾经于2004至2017年在联合国难民署任职的唐南发强调，难民署不会包庇罪犯，也不介入难民所在国家的司法运作；一旦发现有难民涉及犯罪，将交予当地法律机制处理。

他指出，虽然保护难民是一项国际责任，但难民署是不能够保护任何罪犯，因此在将寻求庇护的人士注册为难民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核才批准，包括是否犯有前科等资料。

他说，如果有人犯法，就必须按当地法律机制处理，难民署不会介入司法运作。

“内政部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考量，若涉罪犯活动就需要进行调查，因此内政部与难民署需要沟通，让内政部明白保护难民是一个国际责任。”

“如果发现有难民涉及罪案，可以通报难民署，以协助有关当局进行调查。”

唐南发：难民署内政部沟通难达共识

唐南发是接受《光华日报》专访有关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后，偷渡入境并滞留我国而形成一项课题时，这样回应。

不过，他坦承，难民署与内政部之间的沟通是很难达致共识的，因为各有各的大前提。

“政府必须以国家安全为主，偷渡者是非法移民，但是难民署方面则将之视为需要受到保护的一群人。”

若被怀疑是非法移民  内长有权定难民去留

唐南发说，从国家主权而言，内政部长有权决定要哪些人要进出，即使持有难民卡证件，若被怀疑是非法移民，还是有权力将有关人士遣返。

不过他提醒，不要忘记马来西亚是国际人权宣言的签署国，其中包括不可遣返可能会受到迫害的人，“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们的。”

逃离 只为寻更好去处

唐南发说，政府与难民署之间只能不断沟通，让政府与人民了解这不只是单纯的非法移民问题。

“难民是情势所逼下逃离祖国，不是自愿（过来）的。”

他以90年代在印尼发生的排华事件，印尼华人逃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为例子，问道：“如果这些国家将他们遣返回国，你认为会人道吗？当然不人道，尤其是女性。”

他说，许多西方国家和澳洲等，因而在那个时候都给印尼华人临时的保护，因为知道在那段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送回去。

“虽然他们没有持合法证件入境我国，因此根据1963年移民法令是违法的，但是也需要去了解与研究他们为什么被逼过来。”

难民若被遣送回国  受审期间恐遭迫害

唐南发说，由于缺乏宣导工作，也造成很多国民不了解及无法区分非法外劳、外劳与难民。

他说，很多国民会指责“随便让非法外劳进来”，但实情并非如此。

“让已经在马来西亚的难民有工作权，这些难民不是非法移民，他们不是因为经济、讨生活而过来，他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而过来。”

唐南发告诉《光华日报》，难民与想要偷渡到另一个国家打工的人是不一样的。

他说，到外国非法打工的人，在被遣送回国后，是不会被政府严厉对付，可能只是面对罚款或限制出境。

“但是，难民可能会被丢进牢里、可能在接受审问期间受到迫害或被打死。”

“这也是联合国难民署在获悉执法有关当局拘捕非法入境者后介入，要求政府给予难民署机会，审查当中是否有需要被保护的人。”

曾在该署任职的唐南发说，一旦确定有关非法入境者只是过来打工的话，该署就会交给政府处理。

他说，如果当中有罗兴亚人，难民署将在审核身份后，将有关人士注册为难民身份，发放难民证表示承认与给予保护。

罗兴亚人当翻译员 非正式职员没聘书

唐南发说，罗兴亚人翻译员只是协助翻译工作，并非难民署的正式人员，没有正式聘书，只是拿一天50令吉的津贴。

他说，当年一天有50令吉的津贴，工作20天就有1000令吉，不过，这收入仍不够当时在吉隆坡的生活费。

他补充，这些人愿当翻译不仅为了津贴，也可以帮到自己的同胞，因为能讲英语或马来话的罗兴亚人并不多。

“对于这类的翻译员需求量，其实是蛮高的，因为除了难民注册鉴定面谈需要翻译员，还有其他面谈程序，包括医疗、要安置到第三国家，或其他有一些问题，例如被警察骚扰、需要从扣留所救出的人，都会向难民署求助。”

“因此，难民署需要和其他难民组织合作，有些事情就由社区的组织尽量去处理。”

在审核罗兴亚难民身份的面试上，难民署聘请的罗兴亚翻译员了解与掌握对方出生地区的语言与文化，再具体查问有关难民，包括来自哪个镇区、村庄、当地的日常生活、饮食。

若无法回答，将会“出现”疑点，厘清后仍无法让难民署人员满意（约70%问题无法解答），申请难民案子可能会被拒绝。

看中寻租机会 为生活谋出路

针对罗兴亚难民在我国非法营业及“垄断”批发市场的指控，唐南发反问：“难民如何可以拿到批发市场的经商执照？问题出在谁身上？”

他直言，这是寻租（rent seeking）的经济结构模式，他解释，在马来西亚来说，可能大部分的人民不是很有钱，但生活是过得去的。

他说，若对方不想要那么辛苦劳作，而手上有些产业或营业执照，把单位或执照“出租”，就可坐收租金。

“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就如小贩将档位租给别人去做生意，是一样的道理。”

“本地人有摊位，你要他自己开档口、做生意很累，既然有个执照，然后有一名罗兴亚人来问，愿意每月付款租借营业执照，双方便一拍即合……”

唐南发说，这是一个经济结构转变，在经济的词汇里，它就是“寻租”，借用对方的执照，而对方无需付出劳力，就可以拿到一笔钱。

他指出，其实从寻租中看到机会的不只是罗兴亚难民，还有其他外劳也会主动去找这些业者，甚至毛遂自荐全权负责档口的生意，包括找货源直至销售。

大马经济结构转变 问题根源在本地人

唐南发以槟城最近发生将组屋出租予罗兴亚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事件，作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变的例子，他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问题根源是出租单位的房东，而非租户。

他说，他们一群人住进来，可以给更高的房租，如果一个人收200令吉，10个人就有2000令吉。

“吉隆坡很多很旧的房子租给外劳，为什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单位，你都不知道一个月能不能租到500令吉。”

“可是今天有一批人要求租，而你就可以有2000令吉的收入，在这情况下就会有很多人将房子租出去了。”

“这是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变，就是说，本地人生活大部分相当的安逸，但是，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还是要有人延续，例如种蔬菜、卖鱼、捕鱼，总是要有人去做，后来就只好由外来的人口，所以你要怪谁呢？”

雇主愿聘请 政府忧涌入

雇主为了解决人力短缺，而欢迎难民的工作申请权，但政府却担心会因而造成更多的难民涌入大马，两者为此持有个不同的立场。

唐南发指出，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已多次向政府建议，批准难民的工作权。

他说，雇主对于人力是很敏感的，他们最清楚市场的需求。

他指出，雇主花了很多钱聘请外劳，结果发现这些外劳有些是被骗到我国、证件也不对，怕所聘用的外劳属于非法的而不敢用这些外劳，结果花了钱却没有劳工。

“再来，他们要面对繁文缛节、一节一节的收费，所以当他们知道我国有向难民署注册的18万名难民，为什么不干脆给他们工作？”

“在18万难民人数中，扣除孩童及行动不便者，大概有10万人是可以工作的。”

唐南发说，此举对雇主而言是个好政策，但是，对政府而言，又担心给了难民工作权，会造成更多难民闻讯而来。

他说，这就是国家安全理事会与内政部的顾虑，恐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一直反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