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2024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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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难民 不护罪犯 审核不过关按当地法律机制处理——罗兴亚难民之路(第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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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黄龙珠   摄影/张翌伦

难民署需厘清难民与非法外劳身份,才能发出难民证。

“难民署不包庇罪犯、不介入难民所在国家的司法运作”。

曾经于2004至2017年在联合国难民署任职的唐南发强调,难民署不会包庇罪犯,也不介入难民所在国家的司法运作;一旦发现有难民涉及犯罪,将交予当地法律机制处理。

唐南发:难民署是将被政府列入非法移民的人,视为需要受到保护的一群人。

他指出,虽然保护难民是一项国际责任,但难民署是不能够保护任何罪犯,因此在将寻求庇护的人士注册为难民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核才批准,包括是否犯有前科等资料。

他说,如果有人犯法,就必须按当地法律机制处理,难民署不会介入司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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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考量,若涉罪犯活动就需要进行调查,因此内政部与难民署需要沟通,让内政部明白保护难民是一个国际责任。”

“如果发现有难民涉及罪案,可以通报难民署,以协助有关当局进行调查。”

唐南发:难民署内政部沟通难达共识

唐南发是接受《光华日报》专访有关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后,偷渡入境并滞留我国而形成一项课题时,这样回应。

不过,他坦承,难民署与内政部之间的沟通是很难达致共识的,因为各有各的大前提。

“政府必须以国家安全为主,偷渡者是非法移民,但是难民署方面则将之视为需要受到保护的一群人。”

若被怀疑是非法移民  内长有权定难民去留

唐南发说,从国家主权而言,内政部长有权决定要哪些人要进出,即使持有难民卡证件,若被怀疑是非法移民,还是有权力将有关人士遣返。

不过他提醒,不要忘记马来西亚是国际人权宣言的签署国,其中包括不可遣返可能会受到迫害的人,“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们的。”

逃离 只为寻更好去处

唐南发说,政府与难民署之间只能不断沟通,让政府与人民了解这不只是单纯的非法移民问题。

“难民是情势所逼下逃离祖国,不是自愿(过来)的。”

他以90年代在印尼发生的排华事件,印尼华人逃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为例子,问道:“如果这些国家将他们遣返回国,你认为会人道吗?当然不人道,尤其是女性。”

他说,许多西方国家和澳洲等,因而在那个时候都给印尼华人临时的保护,因为知道在那段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送回去。

“虽然他们没有持合法证件入境我国,因此根据1963年移民法令是违法的,但是也需要去了解与研究他们为什么被逼过来。”

难民若被遣送回国  受审期间恐遭迫害

唐南发说,由于缺乏宣导工作,也造成很多国民不了解及无法区分非法外劳、外劳与难民。

他说,很多国民会指责“随便让非法外劳进来”,但实情并非如此。

“让已经在马来西亚的难民有工作权,这些难民不是非法移民,他们不是因为经济、讨生活而过来,他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而过来。”

在18万难民人数中,估计有10万人是可填补劳工短缺。

唐南发告诉《光华日报》,难民与想要偷渡到另一个国家打工的人是不一样的。

他说,到外国非法打工的人,在被遣送回国后,是不会被政府严厉对付,可能只是面对罚款或限制出境。

“但是,难民可能会被丢进牢里、可能在接受审问期间受到迫害或被打死。”

“这也是联合国难民署在获悉执法有关当局拘捕非法入境者后介入,要求政府给予难民署机会,审查当中是否有需要被保护的人。”

曾在该署任职的唐南发说,一旦确定有关非法入境者只是过来打工的话,该署就会交给政府处理。

他说,如果当中有罗兴亚人,难民署将在审核身份后,将有关人士注册为难民身份,发放难民证表示承认与给予保护。

罗兴亚人当翻译员 非正式职员没聘书

唐南发说,罗兴亚人翻译员只是协助翻译工作,并非难民署的正式人员,没有正式聘书,只是拿一天50令吉的津贴。

他说,当年一天有50令吉的津贴,工作20天就有1000令吉,不过,这收入仍不够当时在吉隆坡的生活费。

他补充,这些人愿当翻译不仅为了津贴,也可以帮到自己的同胞,因为能讲英语或马来话的罗兴亚人并不多。

“对于这类的翻译员需求量,其实是蛮高的,因为除了难民注册鉴定面谈需要翻译员,还有其他面谈程序,包括医疗、要安置到第三国家,或其他有一些问题,例如被警察骚扰、需要从扣留所救出的人,都会向难民署求助。”

“因此,难民署需要和其他难民组织合作,有些事情就由社区的组织尽量去处理。”

在审核罗兴亚难民身份的面试上,难民署聘请的罗兴亚翻译员了解与掌握对方出生地区的语言与文化,再具体查问有关难民,包括来自哪个镇区、村庄、当地的日常生活、饮食。

若无法回答,将会“出现”疑点,厘清后仍无法让难民署人员满意(约70%问题无法解答),申请难民案子可能会被拒绝。

看中寻租机会 为生活谋出路

针对罗兴亚难民在我国非法营业及“垄断”批发市场的指控,唐南发反问:“难民如何可以拿到批发市场的经商执照?问题出在谁身上?”

他直言,这是寻租(rent seeking)的经济结构模式,他解释,在马来西亚来说,可能大部分的人民不是很有钱,但生活是过得去的。

他说,若对方不想要那么辛苦劳作,而手上有些产业或营业执照,把单位或执照“出租”,就可坐收租金。

“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就如小贩将档位租给别人去做生意,是一样的道理。”

“本地人有摊位,你要他自己开档口、做生意很累,既然有个执照,然后有一名罗兴亚人来问,愿意每月付款租借营业执照,双方便一拍即合……”

唐南发说,这是一个经济结构转变,在经济的词汇里,它就是“寻租”,借用对方的执照,而对方无需付出劳力,就可以拿到一笔钱。

他指出,其实从寻租中看到机会的不只是罗兴亚难民,还有其他外劳也会主动去找这些业者,甚至毛遂自荐全权负责档口的生意,包括找货源直至销售。

大马经济结构转变 问题根源在本地人

唐南发以槟城最近发生将组屋出租予罗兴亚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事件,作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变的例子,他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问题根源是出租单位的房东,而非租户。

他说,他们一群人住进来,可以给更高的房租,如果一个人收200令吉,10个人就有2000令吉。

“吉隆坡很多很旧的房子租给外劳,为什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单位,你都不知道一个月能不能租到500令吉。”

“可是今天有一批人要求租,而你就可以有2000令吉的收入,在这情况下就会有很多人将房子租出去了。”

“这是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变,就是说,本地人生活大部分相当的安逸,但是,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还是要有人延续,例如种蔬菜、卖鱼、捕鱼,总是要有人去做,后来就只好由外来的人口,所以你要怪谁呢?”

雇主愿聘请 政府忧涌入

雇主为了解决人力短缺,而欢迎难民的工作申请权,但政府却担心会因而造成更多的难民涌入大马,两者为此持有个不同的立场。

唐南发指出,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已多次向政府建议,批准难民的工作权。

本地报章曾以“他们是老板,我们是苦力”,大篇幅报道外劳移民升级当老板,本地人反而沦为打工的现象。

他说,雇主对于人力是很敏感的,他们最清楚市场的需求。

他指出,雇主花了很多钱聘请外劳,结果发现这些外劳有些是被骗到我国、证件也不对,怕所聘用的外劳属于非法的而不敢用这些外劳,结果花了钱却没有劳工。

“再来,他们要面对繁文缛节、一节一节的收费,所以当他们知道我国有向难民署注册的18万名难民,为什么不干脆给他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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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万难民人数中,扣除孩童及行动不便者,大概有10万人是可以工作的。”

唐南发说,此举对雇主而言是个好政策,但是,对政府而言,又担心给了难民工作权,会造成更多难民闻讯而来。

他说,这就是国家安全理事会与内政部的顾虑,恐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一直反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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