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斯里翁诗杰

政府行政离不开章法。不懂章法、罔顾章法、践踏章法，只会令到整个行政系统乱了套。当前马来西亚正处于这种窘境。若将之完全归咎于某朝某官，那未免言过其实。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同的是，这次的疫情百年一遇，偏偏又遇上我们本土前所未有的“柔性政变”。

本来，政权的更替，在多党选举制度下，不值得大惊小怪。本土的问题，归根结底其徵结在于这是个急就章型的“凑合” 政府。多个组成联合政府的政党本就南辕北辙、各行其是，甚至是宿怨未消，能够串连起来本非易事，且结合的基础脆弱，唯一促成这湊合关系的动力，不外是“夺权分利” 四字而已，根本无关治国理念的迥异，或意识形态之争。

回首当时的事情演变，这组合最大的考验是权力到手来得突然。志在“夺权分利”的各路人马似乎并无充份的心理准备，更无周详的治国方略。在这些政党的认知基因里，治国靠的是公务员，何须劳烦政务官（正副部长）伤脑筋！独立几十年来，政党掌权，为的是掌控行政与政治资源。上位的政客要兼顾经营选区民生、党务人事与部门官务，到底能花多少时间、精力在国家大政上，自是不言而喻。

即便是政务官有心在部门事务上有所建树，客观现实也不见得容易让你天从人愿。原因很简单: 公务员自常务秘书长（permanent Secretary (英）/ ketua setiausaha （巫））以降，都已形成了一个部门的行政系统，老树盘根，不易摇撼。这其中有其明文章法，更有不少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

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的现有政治生态里，各党甄选大选候选人的制度和标准，普遍并不透明，更无初选机制。大选中，行政经验或知识向来都不是选民考虑投选的标准。这些年来，凭人气高旺而进入国会殿堂的新贵大有人在。获党推荐继而入阁的政治“菜鸟”、素人也时有所闻。可他们备受众人称羡的背后，进驻部门必须面对“不懂章法”的现实考验。总结这些年来的官场观察，他们大多只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甲】把权力下放，部门事务的规划与决策，概由常务秘书长负责操盘。国会答询环节，照章宣科可也，反正答卷自有官员准备，不劳自己伤神。这类典型的聚焦是深耕官商关系，厚积从政资源。

【乙】努力学习并掌握部门的行政章法与潜规则，以方便融入整个体系，或作为改革行政的基础。这是立意向善的典型，却耗时且吃力不讨好。毕竟，精打细算的政客都会琢磨这到底划算与否！其实官场的人事布局变数多，流动性高，任谁上位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一个部门呆多久！何况一旦部长换人，再多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化为乌有。

【丙】明知自己不懂“章法”，既无心要充实自己，也打从心里视“章法”为无物，因为笃信“权力即是章法”。这类典型罔顾章法、践踏章法的行径，与改革行政、修正章法无关，乃彻头彻尾的权力傲慢。

这类例子原先常见于官联公司的人事任命。前不久，当时即将卸任的警察总长更是语出惊人，揭发内政部长干预警队擢升的人事布局，一时引起热议。其实掌权政客任人唯亲早已不是新闻。令人惊愕不已的是，曾几何时连纪律部队的人事布局也不能倖免。

犹记得13年前，我入主交通部之初，鉴于其时多个港务局的董事部成员全由政党包办，可其所推荐的人选却全不懂业务，贻笑大方。痛定思痛之余，我决定先从董事的素质着手改革，着令每个董事部腾出三分一的董事名额，由真正懂得港务航运的专家填补。其实这已是我迫于无奈的妥协性作法，把原先所要的三分二专家董事配额，分两个阶段完成。可这下子却捅了个马蜂窝，因为以当时执政党的生态标准来检视，此举等同剝夺了基层党同志的“福利”，让他们分沾不到执政所得的政治资源。果不其然，在我下野后的三个月内，这一措施也随之走进了历史。一切又恢复到先前的酬庸文化。

政治酬庸在太平盛世充其量只会为官场增添一批庸官。部门运作如常，庸官有无作为并不重要，国人也毫无察觉。然而值此百年一遇的疫情变局，庸官的存在与出现，却是格外的显眼。

非常时期，民众的聚焦都会不约而同的投射在政治领导身上。这下子，庸官自然很容易会露馅献丑。毕竟再干练的公务员也不可能寸步不离部长主子，为他指导江山、规避错误。更糟的是，一些庸官十足是“马不知脸长”，以为“权力即是知识”，动辄喜欢对公务员指指点点，外行人指导内行人，犯了技术官僚的大忌。

这种行径却苦了民众。他们渴望的是解厄纾困的政治引导，而不是庸官们荒腔走板的拖棚歹戏。对层出不穷，竞相在民众面前刷“权力存在感”的“独我例外”， 更是感到万般厌恶。

对这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的剧目，或许一众庸官不敢想像的是，这些周而复始的愚蠢言行，很可能会是压断民众对国家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