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灵子

1910年，晚清政府遭遇了自立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灾，这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鼠疫劫难”起源于西伯利亚，由于沙俄政府强行驱逐染疫华工回国，疫情沿着中东铁路很快蔓延到满清的龙兴之地——中国东北。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报告出现在满洲里。10月27日，哈尔滨被鼠疫攻克。10月30日，长春告急。11月2日，沈阳沦陷，举国震惊。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的日俄以防疫为由，准备抢夺东北的控制权，各国外交使团选边站队，频频向晚清施加压力。当时的清政府遍邀名医去东北主持防疫工作，但无人回应。谁也不希望把命搭进去。偏偏有个中国人迎著汹涌的逃难人潮，向关外进发，准备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个人就是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17岁的伍连德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7年时间拿下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1907年，28岁的伍连德受袁世凯邀请，归国在新军中任军医官，去东北前他的职务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是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而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控制鼠疫的方法就是灭鼠。

伍连德现场调查了哈尔滨疫情最重的傅家甸，很快有了疑问：哈尔滨的冬天动辄零下数十度，老鼠怎么会大规模活动？而且当地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顶着清政府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伍连德就地解剖尸体，通过检验，在尸体的肺部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全新的观点：鼠疫杆菌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近距离呼吸传播的。

当时，日本派出了鼠疫杆菌发现者北里柴三郎的学生来东北疫区调查，他坚持着老师“鼠疫源于鼠”的思想，坚定地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同在东北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也持同一观点，为此还要抢夺伍连德在东北的防疫控制权。结果，梅斯尼本人因为不信鼠疫会经呼吸传染，忽视了个人防护，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被感染，到达疫区工作10天后即殉职。而那位北里柴三郎的高徒在解剖了疫区几百只老鼠后也未发现鼠疫杆菌。这些都佐证了伍连德的观点是正确的。

虽然确定了鼠疫是如何传播的，但防控工作面临着缺少医生、药品、经费的困境。日俄的掣肘加上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伍连德连找一块可以隔离病例的场所都不易。而当时在以土葬为主的中国，因冬季泥土坚硬，下葬速度极慢，数千具疫尸曝于荒野，已形成新的传染源。而且年关将近，大批闯关东的人将回关内，随着人群流动，鼠疫将波及华北乃至全国。对伍连德来说，形势已万分危急！

为此，伍连德一气呵成的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隔离患者，各城市戒严。以哈尔滨的傅家甸为例，将当地划分为四个区域，隔离监控。训练大量医务人员取代员警进行疫情监测。调动了军队及员警封锁隔离区，严禁居民跨区走动。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将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类型，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由于缺少隔离场所，伍连德就向当时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公司借了120节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由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同时，为全面控制交通，通过和日、俄当局交涉，关闭了南满铁路和日清铁路，要求清政府派出陆军驻扎山海关，完全断绝关内外交通，甚至要求连贡品也必须检查。

对于几千具疫尸，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集中火葬。这对当时坚持入土为安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伦理挑战。通过反复劝解和协调，赢得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后，1月31日，伍连德现场点查尸数，亲视焚烧，将2200多具疫尸集中火化。当时，俄国防疫部门也在旁观看了整个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的疫尸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其次，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有效隔离病菌。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这种口罩，后世被称作“伍氏口罩”。 同时，大量发放传单，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不仅在心理上让百姓们有了消灾辟邪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利用鞭炮散发出的硫磺，起到对空气消毒的效果。

杀伐决断，多管齐下后，疫区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也越来越少。1911年3月1日，是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第67天。深夜，所有防疫人员聚集在总部内，仰头观看时钟。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当天，哈尔滨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之后数日，均无感染及死亡。解除隔离后，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喜极而泣，劫后余生，恍若隔世。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

这场横扫东北大地的瘟疫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它不仅成为了我国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研究的起点，更奠定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体系的基础。在参与这场大疫防控的2943名医务人员中，包括梅斯尼医生在内的297人殉职，他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了鼠疫，为伍连德以及后人提供了宝贵的防治经验和研究资料。近百年后，人们面对非典疫情几乎也是遵循着这场鼠疫的防控手段。

成功控制了东北鼠疫后，连德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从这项理论开始，鼠疫在后世的研究中逐渐分成了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等类型。为此，连德获得193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提名，这也是该奖设立50年来，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获提名的中国人。

鼠疫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仍有许多战场等着伍连德去战斗。他先后两次控制了哈尔滨霍乱的大流行，在上海杜绝了大规模的霍乱的暴发流行。他负责成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他专注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作为中方代表，陪同并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人员，投资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伍连德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成为了一位普通的医生，直到1960年1月21日离开人世。1959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书中序言伍连德写道：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永远幸福繁荣……

如果当年没有伍连德的出现，东北疫情的结果无法想像。此次“武汉肺炎“发现至今已经过去1个多月。我们回看伍连德处理当年”鼠疫“的经验，他的经验警醒我们，面对疫情时，不要慌，一定要找出发生疫情的原因、传播的管道、病菌的诊断和研究，做好疫情控制等方面的正确措施。

又如果武汉更早的想到请锺南山来帮助决策，结果可能就会不同？

锺南山的角色颇像当年的伍连德，2002年的12月22日，一位高烧、咳嗽、呼吸困难的患者，被紧急送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按照普通肺炎治疗几天之后，与患者接触的部分医务人员也出现感染。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流感。2003年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来自广东的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里，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紧急会议中，锺南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不是衣原体，而是一种病毒。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论证，会议最终采纳了锺南山的意见。结束会议后有朋友悄悄问他：“与官方意见不同，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而锺南山却反驳道：“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非典防控奠定了锺南山的威望。所以当锺南山踏上赴武汉列车的那一刻，“武汉肺炎“决策过程被重新确立。

不管是伍连德还是锺南山，如果专家和政府决策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都要等最终的实验结果出来，肯定会酿成灾祸。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政府的担当比专家的判断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