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狮城马六甲统称海峡殖民地
要了解现代的槟州,我们就必需对槟州在东南亚及马来半岛范畴内的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历史背景略知一二。
在洪熙元年(约1425-1430年间)明朝出版的郑和航海图中,于马来半岛西北方有一个名叫“槟榔屿”的小岛。在18世纪之前,岛上已开始住有一些马来人和华人。槟榔屿也是一些途经马六甲海峡商船和海盗的休息站。
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莱特上校代表与吉打苏丹签署条约而占有了槟榔屿;并以派军保护吉打免遭暹罗和缅甸侵略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位于马六甲海峡北端的槟榔屿,发展成为一个海军基地和中印贸易通道的自由港。本地人称这个位于槟榔屿东北角的港口为“丹绒”,之后被英殖取名为乔治市,而槟榔屿则被取名为威尔斯王岛,以分别向英王乔治三世及太子(也是未来的乔治四世)表示敬意。这个殖民地随着迅速地蓬勃发展。
经过再次的炮舰外交,东印度公司又与吉打苏丹签署了另一份条约,以继续军事保护吉打及支付一笔年金,作为征用槟岛对海的威斯利省(简称威省)的交换条件。威省的边界从以北的慕达河至以南的吉辇河,之后的条约更进一步将版图扩张至东边。
随着来自中国、印度及欧亚其地地区的移民,来自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马来人,都参与了槟榔屿与威省的种植业与贸易而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可是于1819年,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在远东为英国建立了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槟榔屿更为优越的军港和商埠。新加坡的开发与建设,也标示着槟榔屿地位相对滑落的开始。
1824年,在英国与荷兰签署的协议下,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换取了印尼的明古连港。自此,英国掌控了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三个重要的据点,统称为海峡殖民地,从而开始逐步向整个马来半岛扩张,到了20世纪初,威迫利诱之下,已全面侵占了所有的九个马来属邦。马来苏丹虽然还保留宗教和土地权,但在行政、财政、外交和军事各方面则已经由英殖当局全面所掌控。
华人政治意识分两股主要势力
19世纪末,虽然新加坡港口已超越了槟城,但槟城还是马来半岛北部、泰国南部和印尼苏答腊岛北部这区域内最大的转口贸易自由港口,也涵括了仰光和缅甸南部、印度东海岸和斯里兰卡;主要的交易商品为树胶、锡及原产品。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经贸的发展,槟州也崛起成为这整个区域的政治、文化与教育中心。在1905-1910年期间,由于槟城已成为南洋华人的主要据点之一,孙中山先生就曾多次来到槟城,鼓吹中国的反封建反帝制反满清的革命运动。在他逗留期间,将同盟会的南洋总部,由新加坡移到槟岛,在1910年还创办了《光华日报》。1917年,孙中山先生的支持者创办了锺灵学校。在这之前的1904年,康有为先生领导的维新派的支持者,也在槟城创办了马来亚第一间现代制的“中华学校”,过后兴建的现代华文学校就逐渐取代了既有的传统私塾教育。
槟城最早的英文学校,就是于1816年成立的大英义学校,过后由各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也竞相出现。早在1800年期间,槟岛西南区峇都蛮一带已也有传统马来宗教学校,教导回教教义课程。
槟州的华人政治意识,可以概括为两股主要势力。一股是以身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或峇峇家族为主,在殖民政经系统内当商业买办和政府官员。由于通晓英文,他们在战后的政府的行政和政治体系内都还占绝大的优势。另一股是19世纪末之后大量南来的华人,大多来自社会的基层工人和小商,有一些受传统或现代的华文教育。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深受中国政局演变的影响,在30年代后,即由右倾的国民党逐渐地摆向左倾的共产党。
槟州的马来人的政治意识,主要是受到马六甲和新加坡与来自吉打和霹雳州的影响,其中有一部份受英文教育者却与海峡华人有些共同点。印度人就受到印度本土政治和社会演变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族都受到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教育背景的不同,各族民族主义思维虽都有反殖的共同点,但本质上却有了分歧。马来民族主义是以“复旧国”为主,即恢复似马六甲皇朝的政体和黄金时代;而非马来人却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而有了“建新国”思维的兴起,因而要求公平和文化教育的自主。这两股民族主义之间的互争互制互辅主导了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国内政治局势。
林苍祐曾拒任首长 反推荐王保尼


开放的港口深受外来的影响,因此,槟州人民的政治敏感度和意识都比较尖锐,有很强的独立思考力,因此涌现了好几位政治人物。其中最为杰出的就是在英国学医后,抗战时曾在重庆任军医的林苍祐医生。他回国后,在1951年就被委任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员,并成立急进党。
1954年林苍祐加入马华公会。由于林苍祐志在中央的政治舞台,在1955年婉拒出任自治政府时期的首席部长职,反而推荐和支持其同僚王保尼接任。1958年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击败创党元老陈祯禄,出任马华公会第二任总会长。后因国会议席分配与华文教育两大问题,与时任首相东姑决裂后,退出马华公会,并组织多元民族政党,即是1963年成立的民主联合党和1968年创建的民政党。
槟州的第一任首席部长王保尼是一位身受英文教育的虔诚天主教徒,中规中矩、诚恳厚道的从政者。在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中领军获胜,连任槟州首长。任内推行入口取代式的工业化,制造日用品、食品工业和钢铁工业。1967年处理了州内由于货币贬值后罢市行动而引发的种族暴乱。
60年代槟州遭受到最大和最严重的致命冲击就是自由港地位备受侵蚀殆尽,其几个主要因素包括新加坡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级港口和贸易中心;巴生港口的兴建,涵概中马到东海岸一带的经济腹地;印尼对马来西亚的军事与经济对抗,切断了槟州与北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和亚齐的贸易往来;缅甸政府实行的封闭政策,扼杀了槟州与缅甸间的贸易商机;再加上中央政府实行了全国统一关税制,而最终废除了自由港。
这一系列的负面因素导致槟州经济在60年代中之前就开始陷入困境。到了1968-69年,全州失业率竟然高达17%,离校生中有25%找不到工作,而坊间流传一句口头禅“毕业就是失业!” 槟州民不聊生,终引发民心思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