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泉安

最近和媒体人朋友开饭局，谈起北海 Taman Inderawasih 非廉价排屋变成鹊巢鸠占，沦为外劳占领区，本地人屋主早已遁逃他处，整个民居地带极像第三世界，制造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奈何政府竟然视若无睹。

当晚茶余饭后，课题演变成更深广的讨论，拿出数据做比较，看到内阁人资部长的无能，也看到地方政府执法的失败。

无可否认，我国长年引进太多外劳，商家仍一直唠叨需要更多外劳来处理 3D（肮脏、危险及困难）的劳作。此外，建筑业、种植业和服务业业主也不停在吁求政府引进更多不同国度的外劳来补充本地生产力，过后还引起人资部长古拉献议考量非洲外劳的笑柄，可耻又可悲。

一个基本问题：我国有太多外劳，但目前究竟有多少外劳？谁有正确的统计？

若从统计局汇集的官方数据对照其他管道数字，我国总人口逾3200万，各行业工作人口 (Working Population) 是1550万人，但外劳超过 700 万人，等于全国工作人口的 46%。

假设每个非高技能外劳月薪平均1600令吉，再把生活费和入境手续费摊还款额七除八扣之后，每月仍把20%工资（320令吉）寄回祖国，700万外劳的汇款总数，每月将近22.4亿令吉，每年总达268.8亿令吉！

这笔大数目都是溜出国外的资本外逃，若能留在马来西亚境内开销，内陆经济该有多好！

我国长年引进外劳，为别人做嫁衣裳做到这个地步，现在该有充裕理由来改革本地劳工法令。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外劳，必须自力更生，树立本国的人资后援。

可笑的是，火箭部长古拉睁眼看不到的事实，首相已经代他做好功课。之前马哈迪透露，内阁对劳工改革必须优先处理的项目，包括培育更多高技能职工、提升薪酬、改善劳工界的市场环境及 “外劳管理政策”。

首相说，这些领域的改革计划非常重要，我们需为未来经济成长培育适当的人资支撑，同时必须解决因工作错配造成大学生失业或不能乐业的问题，除了妥善处理工资成长率缓慢的困境之外，我们更要纠正过度依赖外劳的观念。

如果摊开2017年数据，我国失业率介于3%左右，失业青年（20至24岁）占9.6%，而大学生失业趋向却已日益严重。这里，出现一个大矛盾。

一边厢，我国各业界不停地吁求政府持续引进非高技能外劳，另一边厢，我国培育出来的本土大学生或大专文凭毕业者在寻找工作时，运气与机会竟然输给非高技能外劳，实在岂有此理。

谈到提升工资、避免国民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数据显示，我国工资占GDP比重仍徘徊于35%水平，与经济比我国慢起飞的中国现有的50%比重，显然被人比下。因为中国工资占GDP比重的水平，已经日趋美国指标。中国日趋先进国，马来西亚仍是发展中的第三国家。

我国各行业商家借巨量外劳来压低工资成本，却不愿效仿中国引用智能技术的高生产楷模，长久之下，也造成我国工资成长率进度缓慢。这会牵动负面连锁效应。

本地人找工作比外劳更辛苦，找到工作却又面对工资被压郁的困境，是个气压锅，迟早会爆炸。

开始时，低工资制度会阻碍马来西亚经济在加值链的持续攀升，过后情况则将恶化，造成整体生产力退懈，直到大事引进机械人生产线及智能科技淘汰人工劳力后，失去生活支撑点的非高技术国民将会无所适从，社会机制必会出现骚动。

眼前状况，马来西亚除了工资低廉，令吉汇率也颓靡不振，造成民间购买力贫乏，这是非常糟糕的经济管理。民怨沸腾的征象，可从中等收入阶层 (M40) 无法购置房屋、低收入阶层（B40）也因日常基本生活费飙高而喘不过气来的喧腾民怨，看个了然。

折射一下，香港年轻人借 “饭送中” 上街示威，部分原因是工资高、通膨也高，但受薪人士组织小家庭后却无法添置充裕空间的住所，示威是一种间接的诉求，让压郁太久的气压锅引爆。

反观马来西亚，工资低而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也低，加上车奴卡奴惯常面对的 “月光族” 困境，如果新政府继续只为争权霸位而内斗、部长尸位素餐而绩效丢人，以后吉隆坡的街道，大有可能同样出现示威请愿的景象。

不知首相马哈迪和他的人资部长，有何山人妙计？我想，单靠鉴赏几页爪夷文并不能解决国民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挑战。别再黑鞋白鞋混水摸鱼了，干脆马上脱掉鞋子，下海抓鱼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