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威农牧业联合会顾问罗之义说，政府干预肉鸡顶价已30年，然而政策却未能按序推進，养鸡业在发展过程中继续被政府忽略、忽视或无力解決问题，是积累至今引发肉鸡业陷入困境的因素。

“一个普通生意在这样恶性循环下，被政治化及不公平主宰，演变成今天的政治课题。业者还经常被攻击及视为暴利对象，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而不是让不实际信息在市场酝酿，打击业者信心。”

他说，疫情前，即2019年12月25日政府设农场肉鸡顶价为每公斤4令吉80仙；2022年，农场顶价定在5令吉60仙，在成本高涨下，顶价调幅仅有16.67%，而贸消部也承认鸡只养殖成本已增加70%，这叫业者情以何堪？

“2019年的玉米每吨800令吉，现在涨到1750令吉。黄豆粕当时每吨1600令吉，今天是2750令吉。原棕油每吨2800令吉，现在是6700令吉；唯一纯本地原料米糠，从每吨690令吉，涨至现在1600令吉。”

他反问，原料都涨了100%至200%，肉鸡农场顶价则每公斤只微调80仙，这样的顶价政策，对鸡农公平？

他说，我国统制品政策不但没与时并进，更没有灵活操作以提升农场销售利，农场只面临政策的施压。

他认为，政府可以改变政策提升农场收入，把不能高价卖的分割品，进行国与国的物物交易。他以邻国的净鸡销售为例，净鸡可食用及內脏等分割产品，应用性为95%，全都可高价出售；而我囯整只鸡应用性只是80%，內脏、鸡爪等则属于廉价品。

他是周一早上针对肉鸡课题，在记者会上如是回应。

罗之义也说，这些政治人物在完全不清楚情况下，甚至还推波助澜假消息，尤其近期所谓肉鸡被垄断的说法，更让业者感到无力。

他不同意肉鸡有被垄断（kartel）的说法。他说，若市场被垄断，业者可能早已巨富，何必仍处于竞争环境。

他说，从近几年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金融报告中可以发现，大型农场都在苟延残喘经营这份低利润事业，也因风险大，利润低，找不到工人，全国数十家中小型户的肉鸡场、蛋鸡业者抽离这个生意圈，也有者因资金不足退场，但主要原因还是这两个行业在成本高涨下，依旧被政府设下不合理顶价所造成。

他也说，肉鸡业只是一门普通生意，当业者步步为营配合政府改革养殖，以达到食品卫生安全及环境管制的营运条件，然而政府沟渠旁宰杀都没严管，却只施压肉鸡价格，让业者陷入不公平竞争环境，引发中小型养户弃养的现象。

他估计，在恶劣情况下，大型农场也有变卖的可能性，以后或仅剩5至6间大型农场运作。

”目前因中小型农场退出，促使我国出现12家大型农场，一些无法生存的中小型户由大企业并购，这些大场目前已占据本地70-80%市场。“

他指出，由于土地政策困扰，当农场在提升时，尤其效外农场水电供不足需要申请，在繁文缛节的过程下，普遍两年或以上都不能投入生产，在无经济收入下，只好选择放弃或被并购。

他推测，也许是农场数量越来越少，而出现了垄断传言。政府政策与农户纠缠30年引发政治课题，业者在不胜其烦下自动退场，兽医部应该有实际数据，到底有多少农场收盘。

罗之义针对鸡肉供应不顺畅指出，农场属于肮脏工业，本地员工难聘，只能请外劳，但外劳经验不足及缺乏而影响产量。

他也指出，这两年的国际原料水平高涨，饲料商之间的竞争供应，也会出现次品，降低亏损所制造的饲料，加上天气炎热致使鸡只成长速度慢造成供应缓慢，政府应开发自由市场交易，减少农户亏损。

“正常时平均一只鸡重量2.2公斤，但现在鸡体较小，重量平均在1.5公斤，成本也就较高。鸡体重不达标及运输费高，这也导致市场出现鸡只短缺现象。”

他说，正当很多国家开始考虑食品禁出口，我国却要准备靠国外进口肉鸡，这不仅打击农户提早结业，未来更有供应不足的隐忧，所以在食物短缺下，政府应有政策鼓励农户继续生产而非依赖外国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