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昌
最近在报上看到很多关于方言、中华文化的讨论，令人感动。突然想起新加坡过去的中华文化困境，与今天的中华文化前景差距，令人欣慰。目前仍然有许多华校生对于自己当时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不满，这样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难免。我愿意以华校生的身分，与大家分享过去的一些坎坷遭遇，希望后辈能够更客观的看待政府的苦心，以及为双语发展的忧心过程。
我是土生土长、出生于1949 年的新加坡人，年轻时被父母送到华校去。由于经济不稳定，我只能靠半工读（为人补习）而侥幸完成高中学业。自己认为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最近与老邻居聊天，才知道有人的生活比我更差。最起码我还能侥幸完成高中学业，而他们连小学都无法念完。这就是50年代的学习状态，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
由于是进入华校就读，当时本地尚未有双语政策，所以华校生只能用那很别扭的英语，在工作面试时乱答一番。当时友人曾经教导一些面试时听不懂面试官员提出的问题的应对妙招，可对面试的先生说一遍：I beg your pardon，sir，can you repeat again？为了这句话，不知多少华校生为了面试而紧张兮兮。
那些同学希望自己在毕业以后可以以较流畅英文参加面试，多数向外寻找校外英语进修班，虽然增加父母的负担，但也没有办法。可见当年的华校生不但求学难、面试难，工作也难，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创意和扩张度。
这种情况的改变，可追溯到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大力改革，实行双语政策，唯才是用，甚至关闭南洋大学，引起了社会人士的重视与声音。但是只要认真想想，如果当初没有这些改革，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肯定裹足不前，更别说发展了。新加坡人以华人佔多数，他们多数从中国过来，一向是以中文为主，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与中化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再也不用为了中华文化而伤脑筋，我们的子孙受到双语政策的薰陶，在家说华文，在校学习英语，（虽然还是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过去40多年的努力，已经改变了过去中文的颓势）。双语教育毕业的同学，随著自己的兴趣去面试，一点问题都没有。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工作场所也以华语交谈，上司与职工之间的沟通皆是如此。这与60 年初公司或政府部门的情景，可以说是差异很大。
这种情况相信在新加坡才能看得到，如果当初不是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大刀阔斧，不惜代价的改革，现在的纯华校生将何去何从，社会又落入什么样子？如今我们是应该欢呼，或仍是耿耿于怀呢？总之，随著中美两大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我们能够继续努力奋斗，不必依赖任何国际关系，而且双语教育毕业的同学，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好的机会发展，这些并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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