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楷霖

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过程是一个让人痛心的国内社会实况。矛盾的种族课题和极端思维无论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一直不断地让少数群体活得越来越拘束，而马来西亚多元化元素也变得更加淡灰、畏惧。尤其所谓的“特权”文化，让少数群体被逼以“委屈”的姿态说服自己，必须接受更多即将面对的不平等条例，以求得一口喘息的安稳。

在马来西亚几乎有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那就是非土著一直都被要求在做任何事情前，都必须以“注重土著的感受”为优先考量，可又何曾有人提醒关心非土著的感受？

无可否认，国会上的确会有人民代表议士针对一些特别指责时，帮忙说些好听的话，但是并没有一个人真正站出来指责那些不正确的种族课题，也没有人认真提醒社会，多关心少数群体的感受和处境。在马来西亚，几乎任何东西都得以“种族固打制”、“种族特权”基础下实施，少数群体依然还得按照“多数人”的游戏规则，过好自己的生活。

可是，这几乎仍然满足不了一些极端思维的政客，继续挑起种族课题来刺激社会和谐，以致于我们的种族和谐加框出现了裂痕，关系也愈发紧绷。

2021年，大马总人口达到3270万，其中土著占了69.8%、华裔占22.4%、印裔占6.8%以及另1%为其他种族。在人口的比例上，土著占了大多数，所以从1970年开始实施增强土著竞争能力的新经济政策后，固打制和土著特权已成为至今仍不可改变或动摇的课题，逐渐造成了社会不平等趋向，甚至近十年来略有移民潮的迹象，新加坡更是成为了马来西亚人出国打工或定居理想国家。

按照Statista 官方网于2020年统计，目前新加坡有约113万的移民人口是来自马来西亚。但这种移民潮并没有给马来西亚官方感到危机，反而可能引发了更多对非土著的嘲笑和讽刺。

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而言，少数群体理应在国家政策上获得优先考量和照顾的群体，因为大多的国家，少数群体多是低收入家庭的人群。因此，国家才会特别考量和照顾少数群体。如台湾、中国大陆、欧洲、澳洲等，都有一些照顾少数群体的特殊政策，其中以教育和经济上援助为主，但这些援助只针对“低收入群体”。

可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五十年已过去，可国家一直强调“土著”是贫穷的群体，语气上似乎还想把“贫困”的责任推给富有的“特殊”群体，但他们却从来没考虑过土著政策的问题是否出现了问题？

国家独立60多年，国会上鲜少有人为族群和谐多说好话，更多时候是非常拘谨地处理就算了。没人告诉那些极端主义的无知者，多源流学校的教学课程一直鼓吹民族团结的真相；没人告诉他们，多源流学校并没有忽视国语的事实；没人告诉他们，华人拿筷子吃饭与国民身份认同无关的说明；更没人告诉他们，捍卫多元文化的真正做法等。

马来西亚政治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有个奇怪现象，他们说了好多不公的现象，反映好多与非土著有关的课题，为非土著打抱不平。可一旦轮到政权替换时，新的执政党却似乎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话。甚至也开始要求“非土著”，体谅或者用他们所谓的（所要的）“理性”（自定定义）要求民众注重土著心情。

也罢，到今天非土著一直都需要被要求“尊重”别人文化，可他们忘了，如今的政府公务员人数多以土著为主、上市的商业股份分配也必须有土著参与、部长以土著占多数，连教育也需要以“固打制”处理等。在这些特殊情况下，非土著必须比土著更加努力的付出，才可以获得国家认同和机会。

身为非土著，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何会有固打制和特权的存在，所以在讨论作业时候，曾向授课的马来老师发问：“Kenapa cina tak ada hak keistimewaan？”时，马来老师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Kerana kamu bukan bumiputra”。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无感，因为似懂非懂。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悲伤和失望。除此之外，“pendatang”这句话似乎没有停止过，甚至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华人文化是国家和谐的毒瘤，那非土著是否该为自己出身在非土著家庭而感到难过？

有时候，非土著并没有要求很多，只是希望正当那些对异族文化进行打压的极端分子又闹事的时候，会有人民代表议士站出来指责，替非土著说句公道话，同时教育这些人如何接受多元的重要性。难道，这些要求很过分、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