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仪芳
卫生部向国会提出修订案，修改《1988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342号法令），将刑罚的最高罚款调高至1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7年，或两者兼施。另，违令的机构，则可面对最高200万令吉罚款。此举一出，刑法之重随即引起哗然。
最直接的对比，便是此前在紧急状态下违例的罚款数额。当时个人最高罚款设在1万令吉，而违例的公司则面对最高5万令吉的罚款。犹记得，三不五时就会在媒体甚至社交媒体上看到民众因没戴口罩或违反SOP接获1万令吉罚单的新闻。1万令吉的罚款已让大部分民众吃不消，更甭说在这个百物涨价的节点，高出10倍的罚款数额，引起反弹在所难免。
然，探讨法令不外乎需检测其需要性和合理性。
自去年3月落实的 “行动管制令” 开始，戴口罩、维持安全社交距离、扫描My Sejahtera应用程式、洗手消毒等防疫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已经不经意地成了我们新常态生活的一部分。虽国内疫苗接种人数乐观，然，单日确诊病例依然徘徊在4-5000宗左右。加上变种病毒Omicron的来袭，让前线人员和民众开始恢复 “备战” 状态。
但，经历近乎2年的抗疫，部分民众开始进入防疫疲惫进而掉以轻心，进而，最近屡屡看到违反SOP的个人或活动。病毒毕竟还没有离我们而去，因此，为了加强阻遏效用，卫生部献议的提高刑法自然有其需要性，但却也不能忽略当中的合理性。
合不合理，就离不开根属性和解决力两个层面。
这项修订案的其中一个关注点，无疑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1000令吉罚款事件” 。政府百日新政活动违法SOP招致抨击，纵然卫生部已向主办单位开出罚单，但1000令吉对某些名人或中上阶层的人士尚且起不了任何警戒作用，更何况是一个大型活动的主办单位。因此，面对大型工厂或活动违法SOP的行为，提高刑法确实无可厚非。
但，就算把罚款的最高数额提高，关键是，向政府部门开罚单，真能起到警戒作用吗？除非政府部门的罚款需由违例的公务员或负责官员负责，否则说穿了，罚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警惕作用体现在哪里？
另，就个人层面，无可否认，目前的罚款数额对部分知法犯法的立法者或公众人物不足挂齿。虽说制度管理态度，然，10万令吉对超过一半的民众而言，估计他们劳动一辈子公积金也达不到这个退休存款数额。当刑法超出了其预期的合理性，犯罪成本无限量提高，不仅无法达致预期的警戒效用，反而提供了民众走漏洞、贿赂甚至执法人员滥权的犯罪诱因，得不偿失。
言归正传，对知法犯法者加大刑法确实应当，大型活动违反SOP的行为确实需要遏制，屡劝不听或目中无人的权贵确实也需要受到应有的惩戒，但一竹竿式的提高刑法不仅无法对症下药反而会让无心之失的普通百姓先受其害。当制度只能有效管理好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提高刑法，而是强化政策，尽可能减少任何政策漏洞，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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