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法=终结政治青蛙？|光华网

文：苏仪芳

新首相上任，马来西亚迎来了509大选后政权更迭的第三位首相，创下了史上首次单个全国大选更换3次内阁的记录。

政治青蛙跳槽的行为在国内虽不是头一遭，但在第14届全国大选后，却是变本加厉，政治青蛙漫天飞。从13名巫统国会议员蝉过别枝，跳槽土团党开始，国内的青蛙议员跳槽风气越演越烈，尔后更因公正党派系斗争而吹起的跳槽风，写下历史上第一次因议员跳槽而导致中央政府倒台的记录。国会议员罔顾民意、带职跳槽的举动引起人民的极度不满，不禁开始怀疑，所谓 “人民手中神圣的一票“ 意义到底在哪里？

在马来西亚，议员选后跳槽并不是新鲜事，纵观历史，国内首次因议员跳槽引致政权更替的案例可追溯到1961的登嘉楼州议会。当时因两名州议员跳槽至联盟（国阵前身），让原本仅以13席执政的伊斯兰党州政府倒台。尔后1995年沙巴团结党议员跳槽国阵，2009年霹雳州议会也因3位民联议员更换“战袍“ 也引发州议会倒台。

马来西亚奉行西敏寺议会制，由获得国会下议员多数议员支持者任相并组阁。因此，议员选后挟着议席跳槽的举动，尤其在朝野并无明显执政优势的情况下，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是一而再地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的主因。政治青蛙肆虐，让公民社会与民间开始掀起推动“反跳槽法令“与”罢免法“的舆论，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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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跳槽法令”被慕尤丁纳入在其下台前列出的7项政改建议之一，但因没有获得在野党的认同与支持，不疾而终。新首相伊斯迈沙比里上台后，甫辞去国会副议长一职的边加兰巫统国会议员阿莎里娜高调表示自己将在来临的国会提呈制定“罢免法”（Recall Act）的国会议员私人动议，让反跳槽的讨论再次成为焦点。过后，无独有偶，马华公会同样也发布了《议员罢免法案》建议书，以解决目前议员跳槽的问题。

“议员罢免法”在英国、纽西兰、印度等国家均有落实，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2020年期间，曾经顶着满满政治光环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动议罢免成功，成为台湾史上首例成案的市长罢免案，也是台湾首位提2次罢免的政治人物。虽然普遍大家都认同应该管制议员跳槽的歪风，也同意“罢免法”是目前解决议员跳槽的折衷方案，在不违反联邦宪法第10（1）（c）条款赋予的结社自由的前提下，能起到阻遏议员跳槽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技术层面，马来西亚版的“罢免法”，仍有几个点需要注意。

虽说政策都是双面刃，但也不能以制造问题来解决问题，无论是“反跳槽法案”还是“罢免法”引起的讨论中也不乏探讨此法案一旦通过会否沦落成政党操控议员的工具，进而反伤害民主。在奉行党鞭制前提下，不依循党意的国会议员是否应与跳槽者同罪？政党挟议员跳槽，如土团党脱离希盟的举动，又是否囊括？过度强硬的定义扼杀议员的自主与自由，但松懈的法案却将沦为形同虚设。因此，“罢免法”对于跳槽的定义需格外严谨。

除此以外，执行成本也应该纳入法案的考量。最低联署人数和罢免投票人数的门槛更是关键。门槛的制定需确保法案有推行的可能，不能过高，但同时也要提供足够的成本以避免被滥用。换政于民是一个不争的普世价值，但补选附带的是动辄数千万的选举费用，需谨慎。以509为例，如果“罢免法“在线，除了已举办的补选，是否意味着我们随时将面临与承担超过30场议员跳槽引发的罢免联署与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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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此频密的补选，选民或否因为选举疲惫而降低了其踊跃度，投票率会否达标？这是否又会变相让议员合理化自己跳槽的举动？

虽然有了前朝政府放行伊斯兰党提呈的355修正法案的私人动议成了国会的前车之鉴，然阿莎丽娜此番作为执政党后座议员的私人动议会否获得议长放行，仍需看政府的表态。但在民意高涨，普遍赞同“罢免法“的前提下，允许此法案在国会辩论似乎势在必行。但最终是否能朝野就细节达成共识而通过，国会内目前数十位跳槽的议员们会否支持，仍言之过早。

在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并没有明显区分选人还是选党的界线下，民意代表的究竟是政党还是个人，并无明确定论。因此，把议员跳槽的权力与选项重新归还于民在价值上绝对正确，但，魔鬼总在细节，如何在技术面把“罢免法“完善化，期待下星期国会复会后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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