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斯里翁诗杰

“反贪、肃贪、打贪”永远有其政治的正确性。但喊得漫天价响，并不等同社会就此贪污绝迹，廉政从此抬头。马来西亚即是个现成的典型。我们是国小事多，对“反贪、肃贪、打贪”的多重标准，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朝野政客如此，吃瓜群众也不逞多让。

时下的政客说“反贪、肃贪、打贪”，永远是针对政敌而言，并不包括自己，而且是普遍把揭弊爆料当作是“反贪、肃贪、打贪”的全部。坦白说，一个真正对贪腐渎职疾恶如仇者，绝不会只对揭敌舞弊勇猛无比，回头对己方阵营的同等行径，却是静若寒蝉、视若无睹。其实后者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从政者反贪良知的试金石。

放眼官场，抚今追昔，由于权势容易滋生贪腐，因此揭弊方与被揭方的二元对立，往往就成为了朝野博弈的戏码。看戏的群众也习惯了这种标准，似乎认定揭弊爆料是在野党的专利，“反贪”任务非他莫属。事实上，揭弊爆料只是启动反贪的起手式而已，离肃贪、打贪的层次尚远。同时，没有后续行动的揭弊，不单会打击民众对肃贪、打贪的信心；更甚的是，它可能还会让涉贪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诚然，揭弊反贪最终仍然惩处不了涉贪者的个案，确叫人气馁，也令人怀疑，若要追究责任，它却不一定是揭弊者虎头蛇尾所致。毕竟，在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下，从政的揭弊者，即便是立法者，也不一定拥有行政权，更遑论要同时执掌司法检控权了。同理，哪怕是你敢在体制内揭弊，身在执政团队的你，充其量也只能行使行政权，方便查弊而已。你同样不可能拥有逾越司法独立的方便。换言之，你官再大、哪怕手里掌握涉贪者的资料是铁证如山，恐怕也照样办不了对方，除非你能影响司法检控方对他开铡。难怪多年来多宗贪腐渎职案，几经艰辛提告搜证，晋入了司法程序后，最终还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至此，揭弊者在徒呼奈何之余，有者可能还会被吃瓜的“酸民”疑为打贪不力，或有收贿私了之嫌。其实，究其原由，不难发现吃瓜群众多受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脑海中“反贪、肃贪、打贪”的情景，就是摆脱不了传统戏剧里包拯（俗称“包公”）刚正不阿的形象。从揭弊、查弊而至办弊，一手操办、一气呵成、大快人心。权力独操于己，没有今天所谓“三权分立”的肘制。饶是以古观今有脱离现实之嫌，可动辄以自己谬误的观念，借键盘之便，损人自娱，则未免有失公允，更有损厚道。这既无助于让社会正确认识反贪；同时刻意抹黑揭弊者，它何尝不是一种“莫须有”的伤害？

其实真正应该受到严厉批判的，倒还是涉弊方在受到揭发举报后的一些反应行为。当然，在司法尚未定谳前，涉弊者仅只是涉嫌贪污、备受物议而已。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本国的弊案似乎一直都沿袭着一个发展规律。那即是: 弊案一经揭发，涉案方十居八九都会在怒不可遏之余，先把矛头转向泄密的源头，并恫言要严厉对付云云。这种因应揭弊的方式，无异于不打自招，默认对方的指控！声称要严办泄密者的警告，同恼羞成怒意欲灭口，在本质上又有何不同？

从常理来看这种官场的惯性反应，着实堪称奇葩！不是吗？涉案方的反应之大且快，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写照！他迫不及待的要严厉查处泄密者，唯一可能的理由是，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涉贪。再不然就是他把泄密看得比啥都更严重！那到底所谓泄露的机密是否都属于军机大事、国安机密？我们市井庶民不得而知，也从未察觉到马来西亚的国本曾经就此动摇，经不过“爆料”的折腾。相反的，这些年来，就印象所及，多少弊案借机密之名得以隐蔽，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一般遇事不求甚解的吃瓜群众来说，官场贪腐与官官相护或许是正常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假若体制内有人敢于逆向而行，选择揭弊，那准是为了扬名立万、刷存在感。因为这正是时下一般政客 施展“登龙术”的套路。可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刻意无视的事实是，揭弊也需要付出代价与承担风险。由此我们不难窥探为何体制内的“吹哨人”总是难得一见？而寥若晨星的少数揭贪者又是目标何在？说到揭弊风险，大家的印象记忆总离不开反对党人身系囹圄的刑责；或是可能因揭弊不成，反被提告定谳，进而丧失议员资格的风险。可另一方面，体制内的揭弊乃至查弊，由于个案凤毛麟角，并不普遍，其代价并不广为人知。虽然下场还不致于要承担牢狱之灾，可其在体制内备受孤立，权限处处受到肘制，最终扫地出门的命运，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宿命。

平心而论，若以传统的官场得失标准来衡量，体制内的政客要蹭宣传人气，不愁没有套路。他断不会以自己的政治前途孤注一掷，进而踏上政途的不归路。理由很简单，官场的利益圈子是绝对容不下这种不同价值观的异类的。

既然不见容于这利益挂帅的圈子，那这等“异类”到底是图啥而来？难道是稀罕死后留个好名声，或是希望后人为他的清流事迹立个丰碑，以资纪念？

这种天马行空的凭空臆测，对体制内有志“反贪、肃贪、打贪”的极少数，其实并不公平。或许自认为世故练达的朋友还会指点江山说，在积非成是、跟红顶白的政坛里，占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早已广被接受为政坛固有的潜规则，是非对错已不重要云云。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螳臂挡车，不能从善如流呢？

这说词实则似是而非。毕竟官场政治离不开治理权力。如果权力不是为了打造良政，为万民谋幸福，而是转为营私牟利，让官库通私库以自肥，相信没有哪一个正常的社会能答应！口口声声要“少数服从多数”者应该看到的“多数”，是广大接受治理的庶民，而不是官场内权柄操诸在手的当权政客。后者毕竟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