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斯里翁诗杰

疫情的持续肆虐，半调子的封城停业没完沒了，走投无路的民众竖起白旗，既是本身境遇的表白，对当政者又何尝不是赤裸裸的控诉？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的年度财政预算编给福利部门的拨款去了哪里？马来西亚固有的社会保障机制( social safety net )是不是已被废黜了其职能？或是经费早已挪作他用？

不要误会，这不是存心找茬，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社会现实中的真实畸象，从疫发前的日渐常态化、普遍化，到抗疫期间社会底层塌方式的陷入赤贫，触目所及只有各地民间慈善公益团体的零星施援，却不见政府相关单位的及时介入，或有宏观佈局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这几年来，都门市区露宿街头走道的“街友” 迅速暴增，甚至常为露宿‘床铺’ 而起争执的事例，更是司空见惯。印象犹深的是，几年前第一次政党轮替前，有一位据说当时权倾朝野的巫统部长，就曾就此事大动肝火，叱骂社会宗教团体不应为露宿者提供餐食，助长歪风云云！听罢，我只能为这些团体叫屈，曾几何时杯水车薪的施援善行竟成为了权贵的靶子！而大人先生自己却偏偏拿不出办法来遏制所谓“歪风畸象”的滋长。

与此同时，我们唯一听闻到的是政府宣布为B40（社会底层的40%）提供的援助金。金额的菲薄，支撑不了贫户一两个月的膳食开销，固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我们纳税人要问的是： 这就是政府扶贫减贫工作的全部吗？

坦白说，这类援助金的发放，在国家财政预算总和里充其量只是个零头，同样是杯水车薪。在 执政当局 “大内宣” 的操作下，固然可加强民众对政府“恤贫德政”的印象，但如果想要仿傚中国大陆的“脱贫摘帽” （摘帽指的是摘掉贫穷的标记），那可还差得远，不可同日而言。

“脱贫” 当然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可令人纳闷的是，福利部门面对当前的‘ 疫情国难’，却连最基本的救贫济苦、江湖救急，也彷彿无动于衷，不见动作。这到底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另有隐情苦衷？官方向来不给说法。民众对相关部门的感性认识，就只限于若干斑驳的负面记忆印象： 从对当年涉案部长的“公寓养牛” 揶揄，到前不久部长的“疫中瘦身”，似乎都跟“扶贫济苦”丝毫沾不上边。

或许有人会归咎于各级官员干部的“下情不能上达”，或是“擅作主张，误导长官”，因此罪不及部长。我不排除这说法的可能性。犹记得2009年的一次内阁会议，谈及各州各族的贫户数据，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联邦直辖区吉隆坡的华裔贫户竟然挂零。震惊之余，几经口舌交锋，我认定那是难于置信的。当时我的这种反应，并不是不愿看到首都的华裔贫户清零，而是官方数据与事实不符，不能不令我起疑。

此外，个人经历的另一次难忘奇遇是，当年我代表部门建议某州的海港码头淤堵多年，水深日浅，不及十米，若不由中央财政部及时拨款疏浚（dredging，俗称 “挖深水道”），对国际航运大户又何来吸引力？该口岸码头又以啥竞争优势来恢复往昔光辉？

殊不料所得之回复批驳，竟然经典得迄今难忘。其原意摘录如斯: “疏浚” 不等同把国库的钱往水里扔吗？其作用岂能与“亲民大集会”的政治成效相比！

这番说词到底是不是官员们擅揣上意，借此“政治正确”的表态来取悦上级领导？我不知道。或许这本就是“上意”，官员只是传话兼执行而已。退一步说，即便是以干部意志来绑架长官决定的事例，其实也同样毫不稀奇，不胜枚举，形成了一道官场风景线。芸芸实例中，最为普遍，且泛滥成灾的，当推冠上“学习之旅” 的变相公费旅游。

这已蔚然成风的官场歪风，其来有自，只因各部门掌管财务的高管都知道财政部有其潜规则，年度所拨之部门预算，若未能在年杪耗罊，尚有余额，翌年所得之预算款额，定会相应下调。有道是：“有钱不用，逾期收回”，正是官员干部的普遍心态。

因此，一些部门单位每每皆以预算余额不能积存，务须如期用完为由，不惜巧立名目适时的推出这类“学习之旅” 。打着公务考察的大旗出发，上下皆大欢喜。至于“考察” 绩效如何？一众官员根本可犯不着发愁，反正要去国会备询答问的不是他们。

其实，打从内心，很多官员甚至感到心安理得。不是吗？上级的政务官，如正副部长等，不也是因公循私，借考察为名，遂旅游之实，而频频出国吗？

面对林林总总、罄竹难书的行政弊端，当然有人会寄望总审计师（auditor-general）的监察把关。这毕竟是民主政治的一环。诚然，年复一年，总审计师处派发的审计报告，沉甸甸一大堆，可除了让若干在野议员借题发挥外，实则并不曾起着拨乱反正的作用，更遑论有制约的功能了！何况，审计师所挑的个案，都是上一年度的明日黄花。

这种制度上的积弊，由来已久，甚至是约定俗成，鲜为升斗小民所知而已。难怪政党轮替奈何不了它。换人入主作庄，它还是老神在在，根深蒂固。我相信只要朝野政党萧规曹随，谁也不想往制度上的肿瘤开铡，那再多的变天折腾，充其量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