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仪芳

马来西亚再次引起了针对国家应不应该征收“富人税”的讨论。面对国家落实全面行动管制令（FMCO）导致国家经济再度严重放缓的前提下，从“遗产税”到“富人税”，“劫富济贫” 真的可行吗？

新冠疫情自2019年末在全球肆虐，过去一年带来的全球经济损失保守估计高达4兆美元（约16.5兆马币），而各国前后落实的行动管制也让全球经济面对自1930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如此，除了应对经济停摆，无论是医疗还是经济援助，各国政府更倾囊地投放社会资源，让吃紧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人，今年年梢以弥补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预算短缺以及缩小贫富差距为由，提交了一项名为“超级百万富翁税法案”（Ultra-Millionaire Tax Act）的议案，要求政府每年针对净资产在5000万到10亿美元之间的家庭征税2%, 10亿以上的则每年征税3%，让征收“富人税”的讨论再度白热化。

谈税制，基本主要围绕的是公平与效率的拉锯，有关是 “该不该” 与 “能不能” 的辩证讨论。

还记得2011年那高喊“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吗？这句源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专栏的一个的口号，情景化了全球人口收入分布不均，贫富悬殊差距的问题。

不仅如此，除了资源的不对等，数据显示，1%高收入者在过去20年的收入成长高达60%而另99%的低收入者同期的收入增长不到6%。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更是低收入的99%群体。在经济公平的原则、拉近贫富鸿沟的需要下，该不该？

但，能不能呢？法国奥朗德政府在2013年落实“富人税”后，引起巨大争议，不仅没有达到为加强国家财政的目标，更在执行期间引起多名法国艺人包括大企业家和当时的法国首富阿尔诺等人，申请双重国籍、移民等，以致这项政策最终在2015年取消。

同样，丹麦因降低了高收入移民的税率（从59%降到25%），引发多名足球球员转会涌向丹麦。可见，税率对高收入群体的流动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在课税效率不高的马来西亚，就算姑且不看征收 “富人税” 会否导致高收入群体外流，在逃税、避税的问题下，赋税执行上能否透明有效，仍言之过早。

征收“富人税”，除了“该不该”与“能不能”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个政策的落实在马来西亚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是否能对症下药，最大程度地符合了国家与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才是考量的关键。

每个政策的提出，最主要的无非是解决社会当前面对的问题。那问题来了，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冀望 “富人税” 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填补疫情后国库的空虚？拉近贫富悬殊的鸿沟？还是扶贫？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得主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杜夫洛（Esther Duflo）以及克里莫（Michael Kremer）在脱贫研究中指出，单纯地投放社会 “硬体” 资源并无法有效帮助国家脱贫。而有效的扶贫，关键更应侧重于提升教育以及社区、科技与政策的针对性接轨。

放在马来西亚的视角下，无论是解决东西马间的经济差距还是城市与乡镇的贫富鸿沟，重点应该在于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经济转型，落实各区域针对性的扶贫政策，让中低收入者富起来。

把 “钱“ 放在老百姓手中，促进的是经济消费的循环；但如果把 ”钱“ 放在企业或富人手中，促进的是资本成长与回报率及提升就业环境。经济体的成长，资方与劳动方缺一不可，因此，政府的政策需要的不是靠拢任何一方，更不是民粹的政治口号，而是应该提出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

通过制造问题来解决问题，是最笨的解决方案，更何况，征收 “富人税“ 一说，在这个节点上，既无需要性，也解决不了当前的国家问题，明智如你，自然懂得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