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印裔少年在《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POCA）持续被延扣，母亲求助人民之声（SUARAM）及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指控警方贪污滥权。

碧希拉（44岁，无业）指出，其第三儿子米德斯瓦然是在今年2月23日被逮捕，并被警方带往大山脚马章武莫警局。

她指出，警方一开始指他们在米德斯瓦然身上搜获毒品，并把米德斯瓦然转至柏达镇警区总部毒品调查组扣留。

“当时警察告诉我，我儿子拥有5克的毒品，但当我再详细询问后，他才告诉我其实是0.5克，而且是我儿子自己吸食而非作为买卖。”

她说，大山脚法庭在2月24日批准警方延扣其儿子3天，而在延扣期满时，她却被告知儿子的罪行将从《危险毒品法令》第12（2）条文改去《刑事法典》第457条。

“他们说这是因为我儿子涉及爆窃，并在2月27日再被延扣6天。”

她说，儿子在3月初又被更改罪状，以《防范罪案法令》被扣查，期间还被带到吉打居林警区总部扣留，而目前仍被延扣的孩子已经回到柏达镇警区总部。

碧希拉今日在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多来沙米的陪同下，到大马人权委员会提呈备忘录时，如是指出。

她不解，若孩子真的犯罪，应该根据证据将孩子控上法庭，而不是以《防范罪案法令》扣留一名18岁的少年。

她说，任何犯错的人都应该要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在这起事件上，她看不到这一点，只觉得这是对她及孩子的一种折磨。

今日陪同移交及接领备忘录者，包括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多来沙米、审讯权协调员阿祖拉、人权委员会委员约瑟及职员法伊兹等。

碧希拉指出，在其孩子被扣留期间，本身在警方的要求下，多次透过线上转账及当面交付金钱于相关警员，总金额已经超过3000令吉。

她说，除了多次数百令吉的现金及转账，她也多次花费数十令吉购买食物给孩子，但实际上食物都落入其他人手中。

“我曾接到电话要求我购买35块炸鸡及3包饮料，但我去探望儿子时，被告知他和一起被逮捕的朋友只拿到11块炸鸡。”

她补充，在孩子被逮捕当天，身上的1500令吉也已经被警方取走，至今都未归还。

另一方面，她指出，在其中一次探望儿子时，发现孩子身上出现黑点，询问下孩子告知，警方以电击方式对他进行盘查。

询及是否会针对这些遭遇报案，碧希拉指出，本身对警方已经失去信心，但她表示，若全国总警长愿意针对此事与她会面，即便她人在大山脚，也会前往会面。

“我对警方已经失去信心，我很无助，所以才会找上人民之声求助。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从谷歌搜索的。我是一名因为病痛而无法工作的单亲妈妈，我也很无助。”

她表示，自己因为健康问题而无法继续工作，家庭开销就靠米德斯瓦然及另一名儿子工作养家，但现在米德斯瓦然被扣留，只剩第二儿子工作，她还不断被警方要求给钱。

“我的家庭收入因此减少，面对一直要缴钱，我只好向身边的人贷款。”

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多来沙米在提呈备忘录予人权委员会时指出，他们认为以《防范罪案法令》逮捕少年是一项违反人权及少年嫌犯权利的行为，因此促请人权委员会针对此事做出调查。

此外，他们也要求人权委员会亲自拜访米德斯瓦然，以了解警方是否真的以电击方式进行盘问，若事情属实这可能会致死嫌犯，人权委员会有责任揭发此事，并确保相关人士必须负起责任。

塞瓦多来沙米也促请人权委员会，即刻发表以“更改罪状”（Tukar Gari）及《防范罪案法令》扣留少年嫌犯的立场。

“人权委员会有权利建议政府，而在这起案件中使用未审先扣的法令，如《防范罪案法令》不应该用在儿童身上。人权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立场必须明确，以捍卫儿童及少年被扣者的权利。”

他认为，人权委员会也应该与目前正在积极打击警员贪污的全国总警长会面，甚至公开与人权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以便警队内可以有“良好实践”的标准作业程序，避免滥权行为一再发生。

他也建议，赋权予推事更勇敢及有债务人的执行职务，不允许警方随意延扣少年嫌犯。

他指出，在延扣的事宜上，推事及副检察司有责任进行监督，而不是成为警方在延扣少年嫌犯上的橡皮图章（Rubber stamp）。

人权委员会委员约瑟在听了塞瓦多来沙米的汇报后，认为类似事件不应该在马来西亚发生，警队及大马人民都应该对这些事件感到羞耻。

“碧希拉女士，警察不应该向你收钱，也不应该要求你购买食物。这已经是贪污行为。”

他也说，《防范罪案法令》已经不合时宜，警方若有足够证据就应该将嫌犯提控上庭，而他相信我国已经有足够的法令对付涉案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