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呼吁政府重新检讨对违反行管令条例者施加过高罚款的决定，认为它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型公司来说是难以负担的。

他说，从以下3个论点或数据报告，可以证明或反映出一般人民对缴付1万令吉的高额罚款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1：国家银行调查发现，75%大马人的储蓄不足1000令吉。

2：2019-2023年财务知识全国策略报告指出，52%的大马人很难拿出1000令吉来应急

3：雇员公积金局发现，在疫情下放宽条件后最少有30%的会员提光了第一户头的存款（只留下最少100令吉的基本条件）。

他说，让人同样不解的是，政府在过去一年实施各级行管令以来，在所推出的多项强调“人人受惠”关怀政策中的生活援助与福利金下，不论是一次性或是延续性，对个人或家庭群体而言，都没有超过1万令吉的支援。

“但如果要针对违反行管令的个人提高至初犯即1万令罚款的话，肯定将与疫情期间落实的上述关怀政策与初衷背道而驰。”

他强调，以目前疫情打击各行各业的困境下，对一些小企业公司而言，初犯要面对最高5万令吉的罚款，也是难以负荷的经济难关。

他说，一些小型公司业者也向华总反映，以其要面对如此高罚款额的“作业风险”与负担，不如考虑暂时休业。

也是沙巴中华大会堂总会长的吴添泉今天发表文告，表示支持政府对防抗疫情所采取的积极正面行动，原则上也不反对对触犯行管令条件者施加罚款，但认为有关的罚额应维持在人民可负担水平：“除非是涉及者或公司冥顽不灵，蓄意屡劝不听而一犯再犯，否则上万令吉的罚款是过高的。”

吴添泉说，一些企业界领袖也有向华总反映，如果政府对这项罚额一意孤行，不排除一些小型公司雇主为了自保或避免引来不必要的损失和争议而在此行管令期间选择暂时休业。

“这些业者的理由是目前开店做生意每天都在亏损或无利可图，主要是为体谅并让雇员有工开，大家勉强应付生计过日子，如果要面对如此巨额罚款的作业风险，倒不如先休业等行管令过后再开。”

他认为，政府可以考虑采取类似因人为疏忽导致身份证遗失而申请重新制作时的累进式罚款（对初犯或重犯者采取逐步提高罚款额）的惩罚方式，才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作法。

他说，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宣导和教育工作，再配合以情理兼顾的执法行动与罚额，才是有效的治标和治本之道，单是通过提高强硬的执法或是过高的罚款，肯定将引起人民和企业的反弹。

他说，过去一年来，政府当局不论是拟定标准作业程序、执法和罚款额方面，不时都出现多重标准，时常“U”转，甚至最终罚款获得取消的现象，除了让人民和商家混淆和非议，同样使到执法当局难以适从和不讨好，引来许多诟病。

“这种情况下如果罚款再加重，商家生意难做，人民经济又不好，肯定加剧不满情绪!”

他也呼吁全民不分彼此，努力共同抗疫，并希望我国的疫情尽早受控好转，恢复过往的安居乐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