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作业到底是暂时性解决方案，亦或是时代“新常态”？

由于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促使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吉打和沙巴州实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及加强行管令，政府在收紧防疫措施的当儿，如限制跨州与跨县，另一措施就是限制职场人员的流动，也就是所谓的“居家作业”（WFH）模式。

尽管雪隆与布城的有条件行管令将实行至这个月27日，但由于雪隆与布城多个地区近日都有新增多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因此相信有条件行管令将延长，也意味着居家作业模式可能将持续好一阵子。

多媒体大学赛城校区的应用传播学院讲师阿德琳阿里斯就点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失，因此为避免疫情夺走无辜宝贵的性命，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势必得做出改变，也就是这次疫情衍生出的全新单词，即“新常态”。

她通过《马新社》发表社论，指其实“居家作业”模式在西方国家并非新鲜事，像是荷兰，就批准员工以居家办公的方式，进行日常工作。

“居家作业不仅工作时间更加弹性化，且带来的效益可能比在办公室工作来得高。”

她说，除了荷兰，芬兰也是另一个最早提倡居家作业模式的国家。

“对于荷兰人来说，民主和高度参与等价值观，已根深蒂固地融入在他们的工作文化。因此，荷兰雇主对于本身员工，所给予的信任度，会相较于其他国家雇主来得更高。”

“与此同时，芬兰在这20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工作文化中，实行弹性工作时长。这可以追溯至1996年，芬兰政府制定的《工作时间法》。”

阿德琳阿里斯表示，其实芬兰的居家作业模式，很大的程度都是基于芬兰人的诚实、守时和平等的价值观。

“其实很多北欧国家的企业，早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前，就已经有居家作业的习惯。”

无线与云科技 有助推动改变

阿德琳阿里斯认为，要促使国家政府修改法令，允许员工居家作业的另一个动力，就是无线网络和云科技。

“这让员工可以在不用到办公室的情况下，就能够远程办公，而这也意味着员工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来安排工作时程。”

“不过，并不是所有领域都适合居家作业，像是关键服务领域要实行居家作业，就相当不容易。”

年轻人渴望弹性工作 2大因素成障碍

阿德琳阿里斯指出，居家作业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却是相当的陌生，而这取决于二大因素，即网络速度和公司管理层对员工的怀疑态度。

“尤其是管理层对于员工抱持的怀疑心态，一直遭到亚洲许多雇员的抱怨。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前，亚洲的年轻一代，就已经渴望未来的工作，能够是弹性的工作时长且可以远程办公。”

她说，马来西亚的劳工就是典型例子，雇员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9小时，午餐时间为1小时，而这样的工作模式令许多雇员感到沮丧。

“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必须在办公室，面对长时间的工作，即便下班也必须舟车劳顿。一般上，亚洲国家不存在工作与生活取得平衡。”

阿德琳阿里斯也认为，亚洲国家的雇主们，通常会有一个观念，即长时间工作等同于高生产率，这也是亚洲雇主不支持弹性工作时长及居
家办公的原因。

她点出，千禧年出生的专家，将这种“不健康”工作文化的矛头指向企业组织的管理层。

“他们并没有强制要求100%居家作业政策，但是弹性工作时长和远程办公的概念，似乎能提高工作生产率，并且让员工在工作与生活取得
均衡。”

阿德琳阿里斯认为，居家作业模式不应只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或许这也是未来职场的“新常态”。

“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进入Z时代。切记，他们是目前通过网络教学的一代，他们的作业乃至于实习，都是通过网络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