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剑客

首相署部长拿督阿莎丽娜最近向国会提呈2017年危险毒品(修正)法案一读。赋权法官裁量权，判处罪成者死刑或终生监禁，但前提是总检察署需交出书面认证。

该法案强调，若没有获得总检察署的书面确认罪成者罪行，法庭将无法判处终生监禁或鞭笞不少于15下的刑罚。

这项“修正法案的提出，形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目下引起专业法律界，包括律师公会、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大马反死刑和虐待组织等方面的争议和讨论。”

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邱进福，直指政府应拒绝此修正案，并恢复1983年落实强制死刑前的法律，即由法官自行裁决毒贩罪行。他说，这项修正案实则已违宪，因为法庭必须获得总检察署书面确认罪成者罪行，才能改判终身监禁，这意味着总检察署也可以做出刑罚裁决，已违反了三权分立体制。他认为应让法官自行裁决毒贩的刑罚。

另一方面，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廖国华也认为，基于每个囚犯犯罪因素不同，此条文的出现，总检署可能反而有出现不透明的隐忧。

大马反死刑和虐待组织也认为，让总检察署决定谁死谁活是错误的。该单位即已负责检控，若让它也决定是否发出书面认证，是最危险的，甚至会破坏公平审讯的权益。

司法界人士、民权单位提出有关专业的意见，是值得省思、检讨和参考的，一项法律条文的修改，须专业、谨慎，更全面的事前探讨，以反映出法律的修正是正确的，可受大众接受，公平的(甚至对犯罪者)也是公正不阿的，不会造成任何不良的后遗症。何况这是一项有关罪犯生死的问题。

这项法案要修正，实则应获得更多专业单位，如退休的司法知识和经验丰富的法官和资深律师提供宝贵意见。毕竟他们是有关方面的专业人士，更有发言权。所谓集思广益，更多良好的意见参考，才能获得更有效的法律效果，达到一个公正、透明的目的。

在这项争议中，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廖国华提出了一个应受人关注的课题。他说：“真正克服问题的方式，并非刑罚轻重，而是执法当局必须致力提高破案率，才能阻吓毒贩。”

他说，调查显示，许多欧盟国家废除了死刑，国家罪案率不升反降，我国早在80年代便实施贩毒死刑，但如今毒贩仍猖獗，主要是犯案者有侥幸心态，且认为他们有办法逃过死劫，所以必须从源头解决，必须强调惩罚目的是教育，不是毁灭。

廖国华有其正面积极的观点，无可否认，预防是胜于治疗的，事后的对罪犯处罚，只能对未来的罪犯产生阻吓的效果，并非上策。比较能令人惊怵的是让人明白犯罪的代价。犯罪者若有侥幸之心，再严格的法律惩治，也无意义。当一个人明知贩毒会被判死刑，他连死都不怕，死刑对他都毫无意义了。

因此，的确，严法必须配合预防。中国古代著名医师华陀，据说其妙手回春人人津津乐道，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弟弟，却更重视预防胜治疗。他教人如何养生，免受病害之苦。

无可否认的，当今物欲薰心的社会或一些穷苦无助的人民，在生活所迫下往往铤而走险，或受人误导、陷害，也可能贩毒涉案，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便是缺乏良好的辅导和有人给予帮助。

因此，在我们强调法律、刑法的加强时，同是应从正面、积极方面，比如更有效率的、预防性的执法。今天，一些先进国家在防范罪犯的方方面面日新月异，就犯罪者无法逃罪。社会组织的严密度、高效执法让犯罪者三思而行，让他们知道必须付出惨痛代价，就不敢铤而走险，再者，社会、学校、宗教、慈善义工给予年轻人心理辅导、爱心协助心智有问题的人解决其困境，亦是防范罪案方法。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让人民能安居乐业，谁想铤而走险？

最近到中国旅游发现该国经济一片繁荣，从大城市到乡镇地区，只见经济建设如建筑业、贸易商场、街市一片繁忙昌盛的景象，与当地人谈起，他们都盛赞老邓（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改革开放，让人民有舒展经济、创造奇迹的机缘。加上当今当权者的务实、稳健的政风，强调文明建设，开拓新机如一带一路，使其国内经济多年来一片兴旺。

当人民丰衣足食、富有起来了，更有信心，看到光明的前途，有工作、有创业机会，还能获得政府有效、积极援助，那还须作奸犯科吗？

中国，我们见证过它过去的贫穷，今天的争气、智慧发展，科研也跟上甚至超越欧美了，国富、民强，自古以然，当人民都能平衡发展，大家对个人及国家更有信心，社会繁荣昌盛，犯罪率便会逐渐下降，只有乱世才须严法，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