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泉安

科技和经济领域进展神速，给大家带来优质生活，也让人类延年益寿，但由于年轻一代趋向迟婚，而适婚佳偶也竞相选择小家庭，演变出来的怪物，是高龄化社会。失去生产力的高龄化社会，也逐渐演变一种社会新病态：老年忧郁症。

因而，医疗科技界最新的商机焦点，是研制抗忧郁新药，从道德伦理层面看，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其实，联合国属下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忧郁症归类为全球心理疾病之首，并将之列为新世纪三大疾病之一。根据 WHO 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忧郁症患者高达3.33亿人，比2005年数据增加约18%，几乎等于全球总人口的4.3%。

此外，忧郁症也是老年人常见精神疾病盛行率的第二高，自杀已是老人三大死因之一。依据 WHO 统计，老人忧郁症比率高达7%，其中，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比男性高。综合欧洲精神病学、心理病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资料，专家达致初论，女性忧郁症终身盛行率约达10至25%，而男性是介于5至12%，若以地理区域辨识，亚太平洋区约占全球数据的48%，尤以中国和日本盛行率为最。这是高龄化社会的警钟。

根据专家说明，人生一旦掉入老年期，都会面对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所促发的显著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老人失去生产力而产生失落感；如果老人从工作下岗，又同时失去健康、失去亲人，就很容易触发老年忧郁症。

针对这点，美国病学家曾整理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社区老年忧郁症盛行率介于8至15%，而长期住在系统化看顾机构环境的老人忧郁症盛行率，则高踞30至45%之间。这充份显示，老人虽然获得优质护理服务，但也难以填补心灵的虚空、失落，结果铸成积郁。

扫描这些资讯，我顿时想要知道东方社会（尤其是典型华人社会）面对社会高龄化、老年忧郁症这连锁问题，是不是也像西方国家一样对症下药，那就是使用抗忧郁药物做疗法。一时之间，我找不到中国方面的数据，只能找到来自台湾的一些报告，和大家分享。

根据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65岁以上的老人罹患忧郁症的盛行率，是与外国数据不相上下，介于12.9至21.7%。此外，台湾中央健保署统计，2014年台湾使用抗忧郁药物的人数约有117万人，女性占68万人（58%），男性占49万人（42%）。其中，59%使用抗忧郁药物者，是来自50岁以上的族群。不知，马来西亚可有类似的调查报告做参考？

虽然，忧郁症目前已找到某些药物治疗法，但这仅是一种部分族群的优越特权。其实，一般高收入国家，仍有高达50%的忧郁症病人没有机会接受治疗，更遑论低收入国家，竟有高达80至90%的忧郁症病人，没有获得照顾。

此外，老年忧郁症是较“新颖”的社会文明病，所用的药物都属第一代至第二代的抗忧郁药物，使用后仍带副作用，同时也可能促发停药症候群，甚至成瘾。

自杀是老人三大死因之一

现在，另一个问题来了：使用抗忧郁药物，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的措施？我们可从老人自杀发生率探个究竟。

上面提到，自杀已是老人三大死因之一，而自杀死亡率是岁年龄逐年增加而升高。根据2014年台湾卫福部统计，65岁以上自杀死亡者占每10万人口的31.3人，自杀率最高。其中有95%生前是患有精神疾病，此外，有70%皆是忧郁症患者。这可能显示，老人自杀是与老年忧郁症大有关系，善心社会和政府，肯定都会拨出很大资源来处理这个社会问题，形成很大的社会负担。

针对这个问题角度，我从全球性疾病负担年报中扫描一些资讯，读到一则报告，原来忧郁症所带来的社会负担已占所有疾病排名的第4位，专家预计2020年时，忧郁症排名将会上升到第2位，只排在缺血性心脏病的后面。社会趋向高龄化，这是每个国家势将面临的经济成本。

回想一下，今日医药科技如此发达，但在处理社会伦理的层面，足以证明，科技毕竟不是万能。至少，目前是这样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