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黄嘉晶
摄影：董坤铭、陈友晋、受访者提供

百年南隆金铺 那一年 客人排队买金

从爱情巷19号信步而行，边悠晃边与街坊寒暄聊天，穿过古旧的时钟分校，越过热闹的牛干冬大街，转进左侧的卖菜街，菜市场独有的气息氤氲回荡在人车拥塞的深巷内，委婉绵延，遁入十字路口处那座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牌楼内，新街头巴刹的晨早正闹腾着。转右，南隆金铺的黑色大招牌，隐约可见。

这曾是住在爱情巷19号大宅院唐氏儿孙日日行走的前路。

“当年新街一带多是广东人聚集，做点小本生意，养家活口。阿爷和两个兄弟从南海老家一路漂泊，到南洋时，第一个落脚地点便是乔治市新街。始终是新环境，人生地不熟，来到这里有同乡可以相互扶携。就算遇上困难，身边好歹也是说着广东乡音的同胞，怎样也亲切点。”唐锦亮轻抚着数张保存良好的黑白老照片，那是南隆仅存的旧时代记忆。

“阿爷在新街的第一份工作，是打金铺的小学徒。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将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反而与两个兄弟乐坤（音译）和伯安（音译）合资创立了南隆，专卖各式中国百货，包括绸缎、布匹、洋酒、干货等，甚至也代售中国批来的玫瑰木家私，金饰玉器只占了很小的部分，始终成本较高。对了，当时铺头还兼营汇款服务，替人将钱汇回乡下。”

“南隆一名，寓意吉祥。南字，隐喻阿爷从中国南来南洋，落地生根；龙字，冀望店铺生意兴旺。1922年打开门做生意时，铺头在现址的对街上，是后来才搬迁过来，并扩展成两间店面。而店铺的持有人，也随着两个兄弟的退股，变成阿爷独资经营。”“阿爷”，即是南隆创办人唐悦生老先生，因在家中排行第六，人称“六叔”。

4、50年代，各式专门店如酒庄、布店纷纷兴起，对南隆的经营带来极大转变。“专门店的货源充足，选择多样，但南隆内部的布匹数量少，花样变化不多，就连酒类也是小小一个角落，客人们自然往专门店去挑选，生意冷清下来，便渐渐将这些旁支生意收掉，专注做金饰。当年，铺头后院还有专门的打金工厂，十多位师傅齐齐坐在工作台前埋头苦干，敲打声音不绝于耳，煞是好听。”

这门生意，在唐悦生老先生于1957年逝世后，交付到长子唐渭麟手上。像那些殷实的第二代，唐渭麟守着父亲留下的心血，一边经营自家的股票行生意。唐锦亮笑着表示，小时候常趁下课后到南隆转悠，找在铺头工作的父母吃饭。“当时南隆的人手充足，阿爷和父亲不曾要求我们在课后到南隆学习。但多少也影响了我对金饰珠宝产生兴趣，长大后索性就念珠宝设计课程。”

70年代新街金铺栉次鳞比，金饰买卖朝天火热，却也终究湮没在发展的洪流中，成淡薄的往事。当时，唐锦亮已逐步接管南隆业务。“金价的高企影响了客人购买的欲望与能力，加上有更多的投资工具兴起，买金保值投资的概念，渐渐就淡了。加上现代化商场的落成，招揽了传统金铺进驻。他们拥有更多的人潮，营业时间也长，消费者爱到商场逛街，对我们的生意不无冲击。”

手工质感 打造的金饰

“现在的金饰都是机械化生产，只要把模板雕刻好，金液倾倒进去，便能复制出无数件，且雕工精微细致，是手工雕刻无法比拟的。但机器终究是机器，一百件、一千件一模一样的，都没有手工质感打造的金饰所拥有的温润与心思。那是师傅倾尽心血，从金块细细琢磨而成，成品独一无二，感觉全然不同。”

承传近百年的南隆，是新街上硕果仅存的老金铺。当年的少年郎，如今也鬓发斑白了。唐氏的后人中，如今只余唐锦亮与弟弟唐梓亮守着祖业。“铺头现在的生意以熟客为主，walk in客人基本不多。第四代都还在求学，南隆的前途未卜，也许有一天会有人将南隆收购下来，也许第四代会愿意接班，但无论如何，就尽力把南隆做好。”

唐锦亮微微笑着，言语间自有一种淡泊的豁达。“这么多年来，我和客人都成为好朋友了。他们每天来，也许不是为了买什么，只是聊聊天，这样的关系真好。”他说自己每日都要往南隆去，只要一天不到，便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甚至生病也会到店里打个转。“这大概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的习惯。你无法不呼吸，一如我无法割舍与南隆的情感。”

老灵魂，老所在，老式的情感，才是一座城市真实存在的印记。

约40名员工 首饰1天买光

他翻出张彩色照片，细细说起7、80年代抢金热潮的盛况。“金饰可分纯金、K金、916金、钱金等。70年代金价下跌，抢购热潮开始燃烧，一直蔓延至80年代末。南隆生意最顶峰时，是1982年至1987年。那时钱金流行，一两最低才99元。当时人潮最多，生意最好。早上铺头还没开门，客人便在外面排队等候。柜子里的首饰再多，一天都可以卖光。”

“当时真的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客人如过江之鲫蜂拥而至，只能躲在柜台后胡乱啃点包子充饥又继续忙去。晚上铺头打烊了，又要取货、登记，为明天的生意做准备。每日里忙得人仰马翻，足足3、40名员工，都忙得透不过气。那年代人们对投资没什么概念，只想着要买金保值，加上那价格，真的太便宜了。一两钱金才99元，今时今日已暴涨至5100元了。”

90年代，金价上扬，市场对黄金的需求逐日冷却，加上购物商场的奋起、金饰机械化生产的打击，新街上一家家传统金铺被时代的怪手无情推倒。往昔的美好，在回忆中发酵成诗。“60年代，新街的金铺最多，大约有20多家吧，但现在只剩下8间左右了。”

与南隆一生相依的唐锦亮

70年代，25岁的唐锦亮在香港完成四年的珠宝设计课程，学习钻石进口、设计、切割、市场营销等知识，回马后旋即投入在南隆金铺的营运工作中，为铺头增设独家设计的珠宝首饰。“也许是从小受到父亲影响，我特别喜欢这些精光灿烂的物事。对于有兴趣的事情，我从不放弃学习。”

后来的四十年，他都守在这家祖辈传下的老店里，南隆伴他成长，他伴南隆老去。除了为南隆设计首饰，他的手艺更曾获得霹雳第34任苏丹阿兹兰沙殿下（Sultan Azlan Muhibbuddin Shah）亲睐，获委任设计苏丹殿下的皇冠与其他珠宝首饰。

“那时候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到怡保和殿下讨论设计的细节，还没有高速公路，路程来回就要6小时，加上洽谈的3小时，至少要耗费9小时的时间。这样持续了半年左右，才终于完成苏丹殿下登基大典所使用的首饰与皇冠。”一直到现在，霹雳皇室成员仍是南隆的固定客人之一。

“年轻人都会觉得像南隆这样的老店，是祖辈才会去的老所在，觉得老气，不愿意来。但其实南隆的首饰设计都跟上时代潮流，绝对不输商场里的首饰店家。我经常鼓励客人把旧首饰带来重新设计与镶嵌，除了不浪费那些珠宝金饰，我们会依据你的性格、气质、生活模式等因素，为你设计出独特而符合个人气质的首饰。这比买千篇一律的珠宝首饰，更具个人风格与特色。”

焊接·锯·锉·镶嵌·打磨·抛光 打金师傅的黄金时光

南隆金铺的后院，至今还保留着打金作坊，隘陋的室内数张木桌洇润了黢黑的岁月留痕，桌面乱中有序地摆满各色工具，矬子、钳子、锤子、砧子、烧焊枪等各安其位等待主人召唤。老师傅方叔“啪”一声旋亮了工作台上的灯，悠晃的光迷乱了眼，有霎那恍惚，却见方叔已安坐好，取出一块寿牌，笑着说要为我们示范基础的金饰清洗拋光方式。

烧焊枪喷出的幽蓝火光里，原本泛著闪烁精光的金牌渐渐变得焦黑，方叔麻利地将金牌放入溶液中浸泡一会，散出一阵清烟，金牌便又恢复了该有的澄光金色。“这个过程叫洗，先把金牌洗一洗后再打磨，这样看起来就会更明亮。”他埋头以矬子在金牌表面打磨良久，不时举到灯下检视光滑程度。接着领我们到后院的拋光机为金牌拋光，最后以稀释的肥皂水与软毛刷轻轻擦拭表面，祛除表层的尘埃与污垢后，以软布拭擦干净，整套工序便完成了。

“金饰戴久了难免会沾染尘埃与污垢而失去光泽，适时的清洗金饰，便是一种保养动作。”80岁的方叔邓兆方鬓发都已斑白，说起话来却中气十足，精神矍铄。他和另一位老师傅邝振潘，是南隆金铺最后两位打金师傅，也是岛城内少数仅存的金饰手作人了。

82岁的潘淑子承父业，自幼便跟着身为打金师傅的父亲学师，17岁正式升任打金师傅，是南隆金铺的老资格，已在此工作了41年。上了年纪的他有点耳背，我们只好转向听方叔细说打金二三事。

打趣问方叔怎么还不退休回家含饴弄孙去，他眯着眼睛笑得敦厚。“哎，我们这一行没有什么退休不退休的，都是做到不能做，不要做为止，才会真正退下来。”方叔是广东南海人，和东主唐锦亮一家恰恰是同乡，说起熟悉的乡音，倍添亲切。他在南隆的日子不算久，约莫是18年的光景，但已在打金业浸淫了一辈子。

当年月薪仅25令吉

“我15岁就出来学工了，在大顺街（Jalan Pintal Tali）一家新宁人开的打金行当学徒。那时候的学徒，必须拜师学艺长达3年，一个月薪水只有25元，住在打金行内，做的都是打杂跑腿的琐碎事。一星期工作7天，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晚上11点才能摸黑回到小房间里休息，还得日日去街市买菜煮饭，侍候师傅两餐膳食。”

“3年满师后，已经是一个掌握大部分打金手艺的打金师傅，缺的不过是经验淬炼成的火候。但满师后还得留在打金行里‘从师’1年半，帮师傅工作。因为你当学徒的那3年根本没有为铺头赚到半分钱，师傅还得花时间指导你。满师后就要奉献回馈，之后才能自己出去闯天下。”回想那段已微微蒙尘的青涩岁月，方叔抱怨说，“好辛苦，我想起来都怕。”

上个世纪的岛城，打金作坊与金铺商号栉次鳞比地遍布在新街、大顺街、南华医院街一带，“叮当叮当……”，强而有力的声声敲击，敲出一片火树银花，也敲出繁华盛世的和平景象。老师傅、小学徒在深巷大院的犄角旮旯争相鸣放。大顺街打好的金饰，送到新街的金铺摆卖；新街金铺也多在铺头后堂设立自家工场，尽量自供自给。真有多得来不及完成的功夫，才外判给打金行的师傅们处理。

一件金饰几块钱的年代

“以前的人工费很便宜，打一件金饰也只是几块钱，师傅们靠的都是这门手艺吃饭，手停口停，所以经常工作到深夜。那个年代，一碗面也才五分一角，客人都喜欢打几块金饰来佩戴，又可以保值，当存钱那样存金饰。现在单单一只光身戒指，人工费都要20元。这20元还是机器打磨的成果，和以前依靠手工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方叔说起那些老城旧梦，也恍然是前尘往事了。

加入南隆金铺时，方叔已经62岁。像所有上了年纪的打金师傅，他这辈子只打了一份工，也倾尽了一世光华在作坊狭小的工作台上。“我们读书少，不太识字，能做的就是这样的手艺工作，不然还能怎样。至于收徒弟这件事情，真的从未想过。打金这一行很辛苦的，现代年轻人什么都要求轻松，要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薪水要高，福利要好。就算要做，都情愿去工厂用机器操作生产金饰，已没有多少人愿意吃苦学师了。”

夕阳工业面临的窘境，也无可避免成为金饰手作人的怨叹。“你去工厂学习，学会的只是打金的其中一环，掌握的工艺很破碎。不像以前的打金师傅，可以从一块金片，历经锤、敲、压、剪、刻、磨等工序，雕刻打造出橱窗里飞溅了精光的珠宝首饰。但这些都会慢慢失传，最后只剩下工厂里的人才了。”

爱情巷19号大院 附耳倾听墙内故事

时光风存的旧城里，都有一幢老房子。

你或许从未将目光垂注在这幢百年老厝里，或许也试着臆想过朱门背后的无限风光，爱情巷，19号，地图上一处不起眼的标志，曾济济纳下一堂三代人的贪嗔痴爱，却在时光的辗转迂回间，这里，到那里，渐次离散，遗下凋敝冷落的门庭。推开繁华浮沉，淤积在泛黄相片中的光景，老去的深巷老去的人们，只有故事未羽化成仙。

他的记忆停留在那扇红漆褪尽的木扇窗下，临街，盛夏的炽热恣意地从半掩的窗扉下低低探出，单车急促的响铃行人匆匆的细语，卷著尘沙，逸入幽青的罅隙，有细碎的跫音回荡着。他凝神望去，恍惚是梳了大松辫子的仆人，仍堆泛了带笑的鱼尾纹迎出。那凝注的眼神，迷蒙了一层氤氲水汽。

“阿爷在1942年买下这幢市值8000叻币的房子。根据房子的建筑结构和周围的发展，约莫是1890年落成的，只知上一手业主姓杨，迁离19号时遗留许多珍贵的古董摆设与字画，由此推断他们应该是富贵人家。”唐氏第三代后人唐锦亮在封存的时间长河里，仔细触摸苍凉的过往。他口中的“阿爷”，即是新街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金铺“南隆金铺”创办人，唐悦生老先生。

“1920年左右，阿爷从中国广东省南海辗转来到槟城，在新街开了专卖各式中国百货的的‘南隆’，克勤克俭，生意平稳发展。30年代，他把阿嫲接来南洋团聚，从此便扎根在槟城，再也没离开过。”

唐老先生森严的家规

唐悦生老先生带着妻子与9个子女住在19号里，因著家里人口浩繁，雇佣了好几位妈姐协理家务事。只是随着第三代的陆续出生，仅有5间房间的宅院便愈加拥挤。唐老先生家规森严，除女儿外嫁迁出外，5个儿子一律不许出外自立门户。直至唐老先生于1957年逝世后，子孙们向祖母何锡恩老夫人提出自立门户的想法，属于19号的喧哗，才黯然清冷下来。

“小时候对阿爷的印象是他很严肃，经常不苟言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家中老小多少有点怕他。从小到大我们都不敢跟阿爷说话，有什么想说的，都由阿嫲去传话。他的日常作息非常规律，南隆每天收铺后，他便会回到19号。生活除了南隆，便是家人。”

“阿爷喜欢子孙齐齐整整的，在家吃饭的时候，全家人都要到齐和他吃晚饭，从未试过留饭菜给迟归的人。规矩就摆在那里，谁要是敢迟到甚至不回家，就会挨上一顿骂。吃完饭后水果，阿爷阿嫲就会回到丹绒武雅的别墅去。每次阿爷在19号时，家人和仆人都会打醒十二分精神，言行举止都守着规矩，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每每阿爷前脚刚踏出19号门口，后脚仆人就会拨电话到别墅去，提醒别墅那边要随时准备迎接阿爷的归来。”

那一年的好莱坞餐厅

唐锦亮回想当年与祖父母相处的点滴，眼角多了一抹温柔。“19号的周末活动，就是到别墅去探望阿爷阿嫲。当然不是一家子20多人都涌去，有时是我们这一房人，有时是叔叔一家。通常我们会到外面去用餐，去最常光顾的新海琼（Sin Hai Keng）餐厅。要是有亲戚到访，我们就会到隔邻的Hollywood餐厅吃饭。当时冷气还未流行，大热天时的，坐在露天的庭院里，因为近海，偶尔有阵阵海风袭来，便是最清凉的享受。”

深宅大院里，未曾有过幽静的时刻。几房儿孙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敲响了一曲人间烟火。风穿越中庭、天井时的呼啸、婴孩的哭闹、妈姐哄逗孩子发出的啧啧声、厨房里烧开水的低鸣声、孩子们在中庭的玩闹声，没有片刻休止。直至吃饭时间才会静默下来，安静有规矩地进餐。饭后则哗啦哗啦响起打麻将的声音，碰，食糊声此起彼落。“阿爷在生时规矩很大，不准抽烟喝酒，赌博也不行。打麻将这些小玩意，也是后来才与阿嫲消磨时间用的。”

“父亲渭麟是家中长子，1947年11月26日与母亲何润娟成婚，是唐家迁入19号以来第一次办喜事。阿爷在家宴请宾客，除了传统的婚嫁仪式外，还特意请回马来舞者表演与演唱娘惹传统歌谣《Dongdang Sayang》，与宾客在大厅内翩翩起舞，极尽喜庆喧闹。”

过去与现在清晰迭影，唐明亮的19号童年，烙印在额头、膝盖上，是那些年玩闹轻狂的岁月痕迹。“小孩子玩在一起，难免会打打闹闹的。有时玩得疯了，推撞跌倒，身上就会落下伤痕。传统的节日我们都会庆祝，像是中秋节，晚饭后在后面的花园设香案，准备妈姐们手作的月饼，约是晚上9点便进行拜月光的仪式。我们一人提著一个灯笼，就能乐上一个晚上。另外农历年与端午节，妈姐们也会做年饼、裹粽子。”

大院里白衣黑裤 大松辫的妈姐

和许多传统的广东家庭一般，19号雇佣了许多身穿白衣与黑色香云纱吊脚裤，扎着条油光水亮黑色大松辫的妈姐协助打理家中大小事。妈姐们的工作划分成近身（专门侍候某个主人）、保姆、煮饭工和打杂等，像一手把唐锦亮带大的佣人杏姐，便是母亲何润娟从娘家带过来的近身侍女，也是主持母亲婚礼的大妗姐。

“母亲嫁入唐家时杏姐陪嫁过来，我是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杏姐便专责照顾我。唐家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妈姐贴身照顾，那些叫保姆，孩子们的起居生活，衣食住行统统由同一个妈姐负责。”

唐锦亮回忆说，每每到了用膳时间，妈姐们便会涌入灶间，一字排开各自忙碌，洗菜的洗菜，煮汤的煮汤，为小主人精心炮制三餐，场面可谓壮观热闹。“每个小孩因为年龄不同，吃食不同，所以妈姐们必须分开准备。而且家里人多，煮饭时间都是固定的，你平日几点煮饭，就是几点煮饭，错过了就要自己想办法协调。”

唐家儿孙却从不因生活舒适而显得娇纵。“19号里的家私都是雕花繁复的古董，镶嵌了Mother of Pearl(珍珠母)装饰，在光线的流动会反照出溢彩流光，但在清理时却需要费一番功夫。仆人虽多，但古董摆设更多。她们的日常工作已经很吃重，根本抽不出太多时间清洁那些古董。通常过年前，长辈们便会督促我们开始清理打扫。一人分得一块抹布，倒上清洁剂，再细细清洁那些古董家私，不能有片刻偷懒，尤其那些细小的缝隙，更要仔细抹干净。”

19号老厝的深深庭院

19号老厝窄而修长的格局，是南洋常见的店屋结构。从正面看，只有18尺宽。开阔敞亮的前厅缀满英式Stoke-on Trent几何图形复古地砖，贴金浮雕的窗棂透着疏朗的光影。信步往前，便是浸染了日光的两处天井庭院与室内空间，安放了祖先神主牌位，也是唐氏几房儿孙团聚进餐的所在。再往后，则是烟火缭绕的灶间与后院。老房子之深，横跨整条色蓝乳巷（Argus Lane），那是爱情巷里一条寂静的横巷。

“你也许无法想像，19号这么大的宅子，只有两间浴室，18人轮流使用，加上一大群仆人，这样的回忆永生难忘。”唐锦亮笑着说。那时每个房间里都备了一个搪瓷尿盂，孩子们的大小二事都在房间里解决，只洗澡必须到浴室去，自然省下轮候的时间。

“早上长辈们起床梳洗准备上班时，我们还在梦乡里，等到他们都出门了我们才起床梳洗，时间错开，两间浴室还是足够使用。加上浴室在房子的后方，我们的房间都在二楼，谁都不愿夜半摸黑上厕所。有了尿盂，一切都方便多了。”

更妙的是，19号的大门安了三个门铃。听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其实是唐家为几房儿孙保留私人空间的巧思。“我们这一房一个门铃，叔叔婶婶家一个门铃，彼此的友人上门时就不会干扰到其他人。按哪个门铃，就知道想找的是谁。那些初次上门或是有其他事务的客人，一般上就按第三个门铃，仆人便会前来协助。”

老厝与藏传佛教的缘分

1957年唐悦生老先生仙逝后，在何老夫人的首肯下，子孙纷纷迁离19号。曾经光辉烂漫的老厝，骤然沉寂。时光流转以后，洇润在红砖白墙间，只剩那些物是人非的过往，与少数几个洒扫庭除的仆人，隐匿在深宅大院里。

“阿嬷1992年去世后，19号就完全空了下来。只有在清明节和祖先忌辰时，我们才会重新聚在老家里。家里的古董，也四散在亲人的家中。”久无人烟，这幢老房子终究也迎来了凋敝的境况。疏漏的屋瓦逢雨天便滴答滴答漏起水来，木梁布满白蚁，就连电线也因长期空置破落不堪。岁月的侵蚀，褪色的奢华，都让唐家子孙痛心不已。

“阿爷留下来的，除了19号的老房子，还有待人处事需大方宽容的真理。”经过家族内部协商，他们决定将老房子提供作为西藏佛法竹巴中心（Tibetian Centre Drukpa of Penang）的所在地，并着手进行整修工作。2002年杪，竹巴中心正式开光，为19号揭开新的序幕。

“2005年，一场大火把19号近半的建筑吞噬，房子内许多木雕与家私都付之一炬，但神奇的是，火势在佛像安置的地方前止住了。经过第二次整修，至今仍保留作为佛法中心。我想，这也许便是19号与藏传佛教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