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时代与华文报刊

文：骆南辉

在华侨时代，侨团、侨校、侨报被称为中国侨务工作的“三宝”，即中国在海外对华侨做工作的三个最重要的阵地或依托。

事实上，不论这“三宝”的那一“宝”，都是早期华侨从自身在侨居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自发的创立起来的。早在清朝末年中国政府承认海外华侨的国民（臣民）身份，在海外华侨集中的地区设领馆，立商会、办学堂之前，华侨为互助互济与自保的结社，与神庙、祠堂相结合的同乡、同姓会及其附设或资助的书塾，和稍后的作为公众议事处的俱乐部，已经存在很久了；以开启民智、讲解时事为内容的期刊也开始出现。而清廷对其钦定的商会、学堂，也只是颁给印信，承认其公文书、主要是对华侨身份等方面的证明文件在中国法律上的效力；实际工作则全由华侨推选的职员主持。

缺乏积极关注

华侨社会，在其原始意义上，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华侨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当地，生存空间在当地，决定他们命运的是当地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和他们在当地社会的位置与处境。但是，在国籍上他们是中国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移民在发达国家是被排斥的，在东南亚，当时还是殖民地，他们选择在政治上认同于中国而不认同于当地的殖民政权，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这使他们在其后当地国家的独立斗争中能够处于比较超然的地位，不致被推向反面。但是，这种认同，也就带来了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期望，处境越困难，在当地受到的歧视越多，对中国的期望值就越大，以致逐渐形成一种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中国的归属感。从另一方面说，是缺乏对当地社会的积极充分关注和主动参预。在这种趋向下，侨团、侨校、侨报也就成为中国侨务工作的“三宝”，而在工作的理念与实践中，表现出同样的片面性。

淡化消除对立

侨报和中国政治的牵连更直接，介入也更深。第一代的华侨报刊就是在清末海外君主立宪派与革命党人的大论争中诞生的。（光华日报就是孙中山先生1910年通过南洋同盟会槟城分会创办的）此后，从帝制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南北对峙，国共的合作与分裂，抗日战争的全面动员与汪精卫所谓“和平运动”的干扰，一直到大陆易手、华侨社会中认同中华民国与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力量的消长，华侨报刊都是当地华侨不同政治派别与政见人士进行宣传、鼓动的主要平台与争夺的对象。这种浓烈的政治色彩并继续到国际上两大阵营对立的整个“冷战时期”。当年，在华侨报刊的办报方针上，甚至出现过以报导中国为主，还是以报导当地为产的争论，但是，也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在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作品脱颖而出，从而奠定了华人文学的始基。

 进入“华人时代”，政治认同的改变，使华人从长期困扰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身份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同时，因参预中国政治所造成的各种分歧与对立也因而得到淡化与消除。立足于当地，在当地社会的不断进步中求生存和发展，已成为华人社会的共识。但是，华人要真正取得平等的公民待遇，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还有一个比较长，比较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年“三宝”的转换角色，从推动华侨向往、支持中国，转变为推动华人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是一个关系重大而需要认真、深入探索的问题。东南亚国家华人最多、最集中，历史最长久，积累的问题也最复杂。

华人社团、华文学校主要在华人社会内部运作，还有一定的试误与证误的空间，华文报刊则直接面对当地社会，其正面与负面的效应也就更直接关系到华人的形象。当前，对华人在当地化中如何自我定位，系列带方向性的问题须重新认识，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加以深化和充实：

情绪普遍提高

一个是政治方向的问题。当地化是大方向，但必须以当地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民主化为立足点。实际上华人的当地化也只有通过和当地原住民族及其他民族共同参预、促进当地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而不走弯路。华人成为当地公民之后，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的情绪普遍提高，但在不少地方，他们的诉求仍主要局限于争取华人的平等公民权利，而对关系当地国计民生的大事关注不够或保持低调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是必须改进的，因此而引起当地一部分社会公众以至政治势力对华人是否愿意尽自己公民义务的质疑是华人所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曾在不同程度上对华人实行强迫同化的地方，这一段时间“同化论”又有所回潮。其表现是不承认华人是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具有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族群；不承认华人是当地社会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在当地独立斗争和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因素；甚至视华人社会为一种不合法的存在、不安定的根源。而在华人中也有某些人，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偏见，鼓吹当地政府现在已改变歧视华人的政策，华人就应该改变“小媳妇”的心态，按照政策的指引，做一个忠诚的公民。这样也就是否定了华人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群体在当地社会的存在，与当前他们为争取、维护在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处理某些共同问题，采取共同行动的正当性，应该及时予以澄清。

应该得到理解

这里还关系到华人如何正确对待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华人长期与中国，特别是祖籍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可能出现各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关系。对此，华人应该清醒的从当地社会与国家的利益与需要出现，包括对自身处境的考量，来界定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对中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现实的需要的随意响应。华人有充当所在国与中国友好桥梁的传统，当前在东盟与中国或更大范围的地区经济合作中也可能发挥作用；今后在一些国际场合，也会有机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中国的民间外交互相配合，但都应该谨守自己的分际。华人的这种立场，也应该得到中国的理解。

一个是华人应该与可能在促进当地民族经济的一体化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作为殖民地时期民族分工、分业的后果，东南亚国家多年来在华人与原住民族之间存在着经济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独立以来普遍采取的扶持原住民族政策，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原住民经济力量的增长，但由政策倾斜主导的不对称的竞争，使不同民族的经济活动，一直处于分离以至对立的状态。某些运用行政手段进行整合的尝试并不成功。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个国内的统一市场就不能形成，在国际市场上也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更容易被跨国资本渗透和控制。而且，各民族的团结、融合，社会的安定也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

华人仍具优势

目前，华人的经济力量，在总量上，相对于原住民族，一般仍略具优势。但是历史证明，这种经济上的矛盾，极容易被人为的拔高为政治问题，掀起反对华人的风波，甚至是暴力行为。为此，华人有更大的责任，也有更大的需要来正视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还有待探究，但现在已经是把它摆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一个问题是建构华人文化的问题。“华人时代”，华人如何自我定位，很自然就引出了华人文化自觉的问题。华人的文化传统源自中华文化。但早期华侨所传承的，原来就不是中国以宗法社会为依托的儒家文化，或强调中央集权寡头专制的法家文化；而是在农村破产、宗法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出现的、以游民自发组织的帮会为载体，以“侠义”为核心价值的“会党文化”；海外的生活环境又为其加入了当地文化的因素；随着商人阶层的出现，则带来了社会进化论即所谓“商战”理念的思潮；西方文化的影响，通过近年来大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知识阶层，也从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层次发展到价值观念层次。华人的文化自觉，就是要把这种种文化传承，逐步梳理、整合为一个当地华人族群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它可能保持着一定的中华文化基调，但已经从中华文化的母体脱胎而出。它将继续吸纳中华文化，但是为了充实自己，为了华人族群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宏扬中华文化，而它所要继续吸纳的，主要是中国的现代文化，而不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引领两种潮流

华文报刊作为当地社会的传媒，当然要以报导当地为主，但应该坚持以促进当地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关照华人的利益为本，避免偏向于某个派别、某个集团。它可以较其他报刊较多的报导中国，但同样要坚持当地社会整体利益与华人的立场，避免照抄照搬中国方面或海外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报导。独立，公正，全面本来就是对现代公共媒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华人报刊仍须努力的。

还有一个应该留意的问题：华人社会正在走向“多元化”，甚至可能导致一种华人的不同阶层分别融合于当地社会的不同阶层的趋势与格局。另一方面，华人社会的跨国活动，跨国联系正在发展，并可能酝酿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地区性、国际性体系，这首先对海外华人及其所在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华文报刊应该很好考虑如何因应、引领这两种潮流。

当地社会和华人需要更好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当地国家和华人也需要发展与深化和中国的沟通与互动。华人报刊要主动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为《光华日报》董事，此稿为10月21日郑州2009年全球商报经济论坛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