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电子新闻 | 随想思想启蒙（三之一）

文：郑庭河

启蒙是什么东西，我想就毋须多花时间去作长篇大论的概念解释。所谓的思想启蒙，即是以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中国晚明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思想界的“绽放异彩”为参照的。若把参照系扩大的话，所谓的“轴心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也可以涵盖。

甭多说，这三场启蒙都有其大时代背景，以及如此背景所强加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的种种因素。正因为如此背景和因素所抛出来的“问题”，才使得个别思想家为了寻求“答案”而发展出五花八门的概念和理论。其中一些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文化界，乃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及文化面貌，这大家应该都心中了然（比如现今热论的“契约论”和“政教分离原则”）。

从问题而到思想再到理论，然后从理论发挥其知识和心理影响来改变社会条件及历史进程，接着“新问题”再从新的条件中冒现，导致思潮的再起……人类社会似乎是无止境地困在从问题衍生答案，再从答案蜕变为新问题而又开始寻求新答案的怪圈里，有点似佛教里所谓的“轮回”。

当然，乐观的进化论或意志主义者会相信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阶段的新问题在之前的科技及人文领域所达至的“进步”基础上，会更加轻微，新答案也更加完善——若暂且不考虑诸如“全球变暖”、“物种消亡”、“核浩劫”或“文明冲突”之类的扫兴课题的话。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继着之前的时局大动荡，特别是两场各长达30年左右的“三十年战争”而来的。前一场（1618-1648）涉及新旧教政权和教徒之间的矛盾，也被称呼为“宗教战争”，以非常具象征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ofWestphalia）告终。后一场（1733-1763）则基本上关系王位继承问题和海外殖民地的争夺。

除了残酷的战争本身就会叫人反思之外，到了18世纪的欧洲，显然传统政治和宗教秩序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问题，以及文化上的新演变（尤其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古典重生，以及随后的科学革命及地理大发现所衍生的新视界、新知识、新思维、新期望）也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躁动。

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迸发自然是众所周知。显然，当时代也正是问题丛生的时代，而且非常危急，遂引发知识分子们的深刻反思，纷纷提出本身的看法和建议，乃至社会行动（如积极的墨家）。这一时期的思想创造奠定了往后中华思想传统的基调，包括确立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命题。

晚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有如文艺复兴时代之意大利的繁荣状况，于是出现了传统伦理和时代气质之间的矛盾，引起文人和思想家对传统礼教和专制政治的反叛，呼吁人性的解放和肯定世俗幸福的追求，乃至还主张“性解放”。至于清初，经过了朝代更替的冲击后，一些思想家开始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导致国家社会的羸弱，于是经世致用之说兴起。

到了晚清民初，国家和民族文化都面临空前的大挑战，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探寻更加的急切剧烈，除了识时务地开始汲取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思想，甚至出现了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距离我们还不太远，所以其部分影响还相当实质，比如中国大陆现今的领导干部于思维上仍是颇受科学主义引领的。至于泛华人世界，普遍上都还处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被推翻后的某种“无权威”、“无主轴”、“无本根”的思想和文化多元开放状态，包括马来西亚华人。

“老问题”至今仍受思想界关注

实际上，或可以说：晚清民初的思想启蒙还没结束，时局动荡之后，于思想和文化上的阐释、梳理及重建工作还在持续着。是以，可发觉当年热烈讨论的诸多问题，到了今天仍广为学界和思想界所关注，甚至亦包括设立孔教之合理性的问题。

其实不少问题并没有随着新政治秩序的确立而消散，之所以于“传统和现代”的大主题之下，华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都还在思索着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等课题，比如应如何现代化、道德失范危机、普遍西化的现象、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等。

若说晚清民初的汹涌思潮是“破”的话，那“立”的阶段还没圆成，思想界和文化界基本上尚处于探索、消化、检验各种路向和材料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相对于当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状态，今天的知识分子处于比较富足安稳的环境，更能静下身心来积累和反刍，或许在数代人的学术铺垫及思想沉淀之上，将来会焕发出更具创造性的启蒙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