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时代的开始

文：荆溪城

308惊涛拍岸，巨浪滔天，而826峇东埔之役，可说是自主性愈来愈高的大马社会力量对烈火莫熄运动以来的保卫战，以及对阿都拉上台后发展停滞与改革承诺跳票之不耐与不满的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党国机器奋力反噬的态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民主化前景就此光明、开阔。一切都还是未定的。民主化绝对是一个比自由化更加艰难、更需要历史智慧的历史课题。这是因为，自由化通常是对不合理的抗争，是争取自由权利的抗争，它所诉诸的往往是道德理想，所需要的往往是抗争的勇气和人格的担当；而民主化则是环绕着会使人性中最糟糕的东西翻扬出来的政治权力，进行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重建的工作，这是一种根据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所没有的权力逻辑对政治权力作制度性的安排、进行持续之制度性妥协的艰困事业。这里所需要的，不是一元化的道德担当，而是切事的责任与智慧，以及观照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东西而有所沉淀、反省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关于公共生活所需之人的品质。

这里所谓的权力逻辑、制度性的妥协、关于公共生活之人的品质等等，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基本上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这是我国民主化一大困境所在。

令人惊讶的是，从308到826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号称社会良心的学生、知识界、社运界、各种道德人格者并不缺乏，所以“解放吾土，重申自由”的保卫战一呼百诺，但制度性的妥协，关于公共生活之人的品质等民主化所需的素养，却一如政治势力群体一般，有待培养。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学生、知识界不仅仅是社会良心的担负者，更应是能自我建构之“民主的公民社会”（democraticcivilsociety）的催生者与建构者。这是比道德担负更沉重的使命。

对我国政经社会发展影响至深且巨的扭曲旧时代，虽然未完全走入历史，但一个新的、又有诸多复杂老问题的新时代已鸣笛开跑。在这个关口，旧时代的诸多扭曲与残缺，有待我们去重建、涤清，新时代的问题丛结有待我们去面对。重建者也，当然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使新的、民主的政治文化滋长出来，而非巩固正在进一步瓦解的威权政体。

总之，民主社会不可能建立在政治或种族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朝野能善尽责任，并建立明辨是非、理性、宽容厚道的形象，共同厚植民主价值的核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