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中的国族认同

文：杨洁

前几天与一位台湾教授讨论完我的研究论文方向之后，教授就跟我分享了她遇到大马学术代表的印象。那一次是在葡萄牙的性别议题研讨会上，不同国家的学术代表都在说自己国家的“不好”，反而是大马的代表不断强调大马的自主与平等。教授好奇地问我，真的是如此吗？

国庆刚过，记得小时候只要国庆日到了，就会兴奋地问大人，是不是可以去看游行。国庆日对孩童时期的我而言，它的意义就是一个小孩有正当性理由出街闲晃。绚丽灿烂的花车、各式各样的团体表演就是小时候对国庆日的记忆。后来，长大些就发现只要国庆日前夕，“国旗”就变成热门的话题与景象，“该不该强制挂国旗”；不然就是“最长的国旗”、“最大的国旗”、“最……”打破世界纪录的话题。

暧昧的“华人”身份

后来出国留学，在台湾这块异乡的土地上，“国族认同”却像鬼魅似地环绕著我的言行与思考。“马来西亚华人”是一个对自己国籍与族裔身份的称号。在大马，“华人”认同总是展现在语言与文化上，同时作为区隔“他族”的元素。在台湾，拥有相似的中华文化与语言背景之下，“华人”身份却以一种暧昧的姿态展现。“马来西亚华人”中的“马来西亚”往往比“华人”，在面对他乡异己的时候，是更为凸显的身份认同。

这一趟出走的学习过程，令我惊艳的是在异乡的空间，反而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己家乡、国家的面貌。从来不知道在大马政经地位处于边缘化的砂拉越在国外的学术圈研究被视为是一块瑰宝，无论是人类学关注的原住民（土著）的生存与文化议题、生态环保组织的自然保护议题，还包括跨界流动的移民活动研究，甚至是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工厂劳动研究。这冲破了原本觉得外国人（甚至西马人）认识的砂拉越仅仅就是旅游指南上的姆鲁洞、森林生态探险之旅而已。

弱势处境下的异己论述

在异乡，大马的移工问题、妇女组织、媒体现象等边缘议题被讨论的时候，我的感受其实是复杂与暧昧。我看到除了“华人是二等公民”之外不同的弱势群体处境，例如：外劳、同志、单亲家庭、贫穷妈妈……除了种族政治，阶级、性别、文化议题的接触是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议题的背景就是自己的国家；陌生的是，我所知的却是来自异己的论述。

周围的台湾师生在接触其他国家的议题时候，投向予我的问题是：马来西亚的情形是如何的？这样被询问的位置是暧昧的，我必须主观地述说自己对于国家的观感，却同时与国家被我客体化那般地被他人客体化地探询。对于他们而言，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不是与他们有著相似文化背景认同的华人。

因为婚姻移民与移工议题，令“东南亚国家”在台湾的舆论中已经形成近乎“家常话”的字眼。“马来西亚的情形是如何的？”这个问题总是令我在发想对方是基于怎样的想像来发问？曾经也被好奇地询问过：毕业之后是不是要嫁来台湾（还是留下来工作）？面对这样的提问，我总是有点神经线条地质疑，问题背后的思考是种殖民者心态：东南亚国家的政经社文的条件不如台湾，所以才会有东南亚婚姻移民与移工来台湾。

对于划界在东南亚国家的发言人，有时候我会抗拒。我在想我代替了谁发言？东南亚？马来西亚？华人？弱势群体？留台学生？我说马来西亚民主的时候，其实是无法真正理解边缘、弱势群体的噤声、失声；我说马来西亚不民主的时候，其实是遗忘了一批关怀国家议题的深厚生命力是持续进行中。前后者的声音总是镶嵌在大马的隐性社会中。

京奥刚结束，有人抨击其开幕式是种大中华帝国主义的表现。看到一篇学者文章提及国外媒体记者问张艺谋导演一个问题：“整个开幕式都在强调中国传统的光荣与未来21世纪的愿景，那20世纪呢？”20世纪的中国经历不平等条约、抗日、内战、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西藏问题……这个世纪历史的记忆残余与刻痕，延续至21世纪，中国不主动提及的历史，反而却是更需要被解读。

我无法真正回答教授的提问，大马学术代表所说的民主与平等，是代表了谁说话。不过，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倒是期盼未来的国庆日不再只是宣扬繁荣进步的景象、虚无的爱国主义，反而是虚心去面对禁锢的历史记忆，从中借镜，向公平正义的一方往前一步。因为身处异乡，“他者”的划界让“异己”的感受发酵出来，进而展现“国族认同”对外是如此明显地铭刻在“摆出来”的姿态，对内却又如此复杂与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