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走后怎么样？──民政党的除魅或族群政治的复魅

文：谢伟伦

“娜拉毕竟是走了。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

鲁迅的犀利总是一语道破天机，让我们获益匪浅。封建遗绪下的女性个体解放及其命运如何可能？鲁迅强调社会整体改变作为基本前提保障，须赋予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易卜生从西方个性文化的角度重申个体觉悟与反抗的重要性。两者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下的理解和不同选择，看似主观的活动，实皆具内在的文化必然性。

无论“呐喊”、“彷徨”，还是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鲁迅无不以人的自由为其最高的价值尺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政治作为一项志业，亦应作如是观。甫为安华在峇东埔补选站台的民政党中委杜乾焕传出退党消息后虽不令人意外，但与该党308后首位成功调适、“柔退操作”的另一中委李家全不可同日而语；较诸陈莲花只有不到24小时赏味期限的“退出国阵论”，高下立判。

西谚有云：“真实往往创作更离奇”（Life is often stranger than fiction），但以杜的例子而言，却是“真人比角色还坚毅”（People are often stronger than characters）。杜乾焕的“真人”比他扮演的角色更勇敢，也许就是他最公允的评价。这么说或许不是对一个从政者的最大恭维，却是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崇高的致敬。

知识分子如何昂扬批判？

我国社会确实需要敢在面对执政者的权势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威权时期需要，308之后的民主转型也需要，惟在当前社会，知识分子批判风骨的彰显之道，不在于刻意站在“当局”的对立面而反权威，在于如何淡释或超脱各自的政党立场、族群身分而盱衡整体时势，针对朝野政党及政治人物的公众作为，提出知识分子的针砭之言，以此提供政治部门进行自我反思、社会各界展开公众监督的思辨线索，这也正是我们乐见并期待像杜氏如此的角色功能。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其相关学说中，曾以“除魅”（disenchantment）来形容现代社会各领域的特色，简单地说，现代社会事务由传统的神学世界与道德观中脱离出来，政治与经济领域各自取得其客观技术性范畴，复杂的结构性与功能性逐渐取代目的论式的简单因果关系。在韦伯的用法中，“除魅”这个字眼是中性的，但对于衡量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过程，“除魅”程度则可作为一项有利的观察指标。

在半世纪来特有的族群认同氛围，与被政治权力重分配所催化的族群／阶级情结之下，以多元族群为诉求的民政党，在历届选战中，民政党都展现其对都市中产阶级的吸引力。相较于首次执政槟州的行动党曾长期在选民游移和选制积弊下蹒跚前进，民政党的40年来老树盘根，其中包含太多巫统的庇荫与选民的期许。在这艘船上一切只能听命于船长的意志。弹药重于食粮，服从高于创造，纪律吞没了个性，服从高于讨论；它曾旌旗高悬，乘风破浪，为了抵达至善的彼岸，它向一切阻止它前进的力量开战，无论它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旧时代所进行的内部殖民，深深仰赖意识型态的操控与政治／文化论述。在族群大纛的挥舞下，许多原本正常的政策议题被当成禁忌，原本该开放的言论领域被划为禁区，原本简单的国政事务让人如履薄冰。

民主化时代本该各家争鸣，任何政治论述都无法被禁制，但坚持单一族群沙文主义的文化意识，对新的进步属性力量发出文化权力傲慢之声，不正是一种文化病理的征候么？政党政治，民主化，当然要有制衡条件。但制衡绝不应以族群沙文主义的优势鄙视308民主形成的颠沛之旅。若不解构这些强势的论述，去殖民过程将会不断地出现另外一个凯利或希山慕丁，理性对话的制度一旦崩塌，激进主义者势必藉由时光任意门大举复魅（re-enchantment），祭出民粹诉诸民气，玩弄历久弥新的族群把戏。

2007年杪，民青团副团长巴兰佐迪的〈从生到死受歧视〉文告受到巫青团围剿也罢了，就连该党前智囊团主任邱继平今年的《马来西亚的非种族政治：民政党研究》也被党籍同志申请禁令、阻止推介。巧的是这本钻研“民政党在加入国阵后，如何逐渐失去其多元种族的特色，终至被外界视为只是另外一个华基政党”的著作，序文正是出自杜乾焕。如今，对照杜氏的出走，值得玩味深思。

民主政党外衣下，事实上蕴藏著寡头政治内涵。民政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多半也与对这种垄断式的权力运作不满有关。虽然这类对民政党的观察与评论逐渐广为人知，但民政党内部对此却仍讳疾忌医，更遑论检讨败选的总体政治责任。从林苍佑、赛胡申阿拉达斯、陈志勤、林敬益到许子根，没有整整一代人的奋起，一个党的乱局，又如何收拾得干净？选后民政党的反省，只停留在全国代主席许子根的那句“执政太久不敏锐，须改变作风”；痛失槟州政权的那天起，投奔敌营者迅雷不及掩耳，震耳发聩的言论不到一天万籁寂静……，民政党迎接新生或哀乐奏起，选民了然于胸。杜乾焕以及更多的杜乾焕们，又奈之何？

其实基于权力的互斥性，冲突与斗争原本就是政治的重要本质，民政党从选前吃相难看的“首长卡位战”到突兀走调的“再转变”，虽令很多支持者失望、幻灭，但若能有助于社会大众洞察政治运作的本质，进行政治除魅教育，让大家不必再对政治人物心存幻想，早日停止民粹造神的政治文化惯性，果真如此，对我国的社会进步倒是一项贡献。

再转变？What is to be done？

这样的除魅过程，深耐咀嚼。误把“企业重组”口号玩成“深化改革”的民政党遭到选民唾弃，它所赖以支撑的非种族政治诉求也为之苍白、贫血；论述碎裂，许子根在位18年的光环褪色后，（与光大的日暮西沉几乎同步），走出选战硝烟蔽天的308，接下来自然是公民社会向理性回归。至于退出国阵与否，不只攸关党的未来命运，我们心系的是──What is to be done？朝野政党如何形塑多元族群路线和两线制的基础？公民社会未来如何抵御族群幽灵的蟹行，乃至将政治修辞从族群政治（ethic politics）中的“优等的我们vs.劣等的他们”的共生关系轴线，转化为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宗教等议题的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开始试着学习新的身分认同？

认同的过程是多元、流动、复杂、多层的，无法单靠某群人的同理心。民政党内部不乏饱学儒流，党已在十字路口徘徊，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愿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何时才能挺直腰竿向权势说真话，向有违正义、平等、宽容、真诚价值的政治人物提出批判？惟也容许我们问句真心话，国阵、民联诸君真的已经或能超脱各自政党立场、族群身分而向所有的政治人物，抛出历史真实的大哉问么？

回到本文开头，时而俯首，时而横眉，话锋从个体自由的探索回到民族、国家解放，鲁迅不免喟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同引文）

65年后，忽尔今夏，用来形容民政党败选至今的窘境同样妥适，又何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