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落跑工厂

文：张溦紟

本月14日《光华日报》报道，槟城北赖的日兴电子厂，以成本提升为由，在没有赔偿员工损失的情况下，决定将经营约20年之久的工厂撤离。而早在两年前，该厂商的另一分厂也以同样的理由面临关闭的命运。可见，工厂关闭早有蛛丝马迹。如今，千名失业的劳工正透过劳工局提出索偿720万令吉，再过几天就会在北海劳工法庭过堂。

外资因成本过高而撤资，已是资本全球流动后最常见的故事。这对于以电子制造业和加工业为发展核心的槟城，更是熟悉不过。可惜我们一直无法对这些年来所关闭的工厂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因而物价高涨成为这些现象的最佳托词。至于，这些工厂关闭后的附带后果却无从评估，尤其是对生产线上的劳工，以及其家庭、连带社会的重大冲击。值得玩味的是，工厂“关闭”这个字眼是否形容得切实，或许可以透过追踪这家工厂现有和随后的投资计划，而得以找出更恰当的形容。

低成本和极大化利润（maximizing profit）是一家企业得以永续经营的基础。这是我们长期经自由经济理论驯化后，所可以轻易接受、并且视为理所当然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幕后所隐藏的，却是压低劳工工资和劳动条件来作为牺牲的代价。因而，全球化时代经常流传的现实，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资本和技术能够不受国家疆域所限地四处流动，这些光鲜亮丽的画面之外，还包括了各处的资本家为了节省资本、赚取利润，而四处寻找“愿意”提供更低成本的投资环境。

这说明了全球化所开启的自由流动是有限的，只对特定阶级和物品所开放。厂商可以因应大环境变迁(物价高涨、工会抗争、出现更低工资劳工的选择等)而随时撤厂，转投到能够提供更低成本的区域重新设厂；而并未掌握资本的本国劳工，却必须与这片土地相依为命、无法动弹。两者的权力/权益明显相差悬殊。

这时候，谁要负责监督和填充两者之间的差距，以确保他们的福利，不管是经营时或撤厂后，都能获得相应的保障。

外资的引入、安顿和撤离，并非像我们对自由市场的想象那般轻松自如，它仍然受到当地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制约。因此，劳工的权益是否能够获得保障，还得仰赖工会组织、厂商和政府之间的协商谈判，在结构上形成一种对本地劳工公平的待遇和福利机制。否则，一直位于全球化下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力结构底下的劳工，只能默默地含泪向外资厂商说“bye bye”。

此外，有待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失业的千名劳工现有和未来的生存处境；否则，我们很难去想象一家工厂的撤离，将对这些长期卖出其劳动力和青春的劳工，以及其家庭产生了什么样深远的影响，而迫使我们必须对这样的现象投以更高的关注。我们必须努力挖掘这些价值创造者、也就是基层劳工的声音，才能够引领我们看见这些落跑工厂的新闻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本国、甚至全球劳工的问题。

更令人忧心的是，我们倘若无法对资本主义逻辑——低成本和极大利润化，是提高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有更深刻的想象和反思，厂商永远会瞄准替代性廉价劳动力，作为其延续经营生命的筹码（我们其实也几乎都相信这是经济运作的唯一方式）。最终，厂商失去了提升劳动条件的诱因，也让世界底层的劳工失去了跟厂商谈判的筹码。

当一家外资厂商宣布撤离，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千名本国劳工即将面临事业所带来的冲击，可以想见的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群廉价劳工，也即将以“更恶劣的劳动条件”来迎接新工厂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