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公共性的起点——从政策辩论到民主审议（二之二）

文：谢伟伦

政治不应沦为修辞游戏，或仅仅成为对特定政党认同的表态。在我国社会，常常只有放话，没有对话。308前如是，308后亦如此。

将审议民主置于我国民主发展的脉络之上，虽然情境未必相同，却均具高度参考价值。

其要点包括：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形成的过程，以弥补代议政治与专家政治的不足；由非专业的一般公民，在背景资料及专家的协助下，对于明确议题进行知情的讨论；审议过程中的讨论，建立在彼此尊重与互信之上，重视聆听与沟通，并且以追求共善为目的；审议的目的不在于分出输赢，而在于集结众人的智慧，找出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以作为公共政策的基础或集体行动的出发点。

以“公民”为主体的民主实验

审议民主既非“咖啡店论政”，也非“拉茶论坛”或秀味十足的“全民辩翻天”；在实务上，其最重要的模式就是由北欧发展出来的“公民会议”（citizen conference）或“公民对话圈”（citizens' dialogue）。这些讨论模式让初次参与者最吃惊的是，它从头到尾不动用表决，却能透过结构化的讨论过程找出共识。对于很多参与者而言，这让他们在争输赢的选举之外，看到新的民主可能性，也对于透过相互厘清与理解以寻求共同点的过程感到感动。无论如何，这种透过充分沟通以求取共识的过程往往需要相当时间，也因此产生“审议民主会不会太没有效率？”的疑惑。

的确，要让大家充分表达意见，厘清不同想法背后的事实、假设与经验差异，理解彼此重视的价值与关切之处，再设法找出彼此都能同意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几个人进行审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否因为“没有效率”，就不值得花时间进行审议的努力？对于这个问题，宜再深入思考：“为什么要有效率？有效率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事情？”举极端一点的例子：独裁者可以非常“有效率”地铲除异己，或者推动如同“大跃进”一样的错误政策，而“有效率”的让几千万人饿死；纳粹找出了“有效率”的种族灭绝方法；我们可以“有效率”的污染一块土地，让它几百年都不宜人居；我们甚至可以“有效率”的找出自我灭亡的方法。

换句话说，效率未必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民主制度的出发点之一即在于防止“有效率的暴政”，而民主审议的用意也在于找出公共政策或集体行动的目的能够与“共善”（common good）交会之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实际经验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公共政策没有充分纳入少数的意见，没有办法建立在普遍的共识之上，那怕只有30%的人极力抗拒，社会就会陷入难解的僵局。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民主审议反而会成为最有效率的问题解决方法。共识形成的过程或许是漫长辛苦的，但是一旦共识形成之后，有责任感与团结意识的公民集体行动的力量可以是很惊人的，相信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之处。

以占地260英亩，耗资数十亿令吉的“槟城环球城中城计划”（PGCC）为例。不深究环评制度下的环境与社经冲击，一个即将盖37栋高楼、居住3万2千人的新城市，无法减少由庞大交通流量所引起的环境负荷，却侈言打造40%的“无碳城市”，简直虚茫。

忽略环境评估与生态伦理，“活下去”因此变成国人一种卑微的诉求，这是数十年来只重经济发展忽略生态平衡的恶果。无人挺直腰杆拿理论、数据对抗反驳错误的政策，要怪主流媒体愚昧，怨民意代表怠职，或者叹百姓倒霉？选民并非投票市场的“消费工具”，诸如第二大桥、外环公路等攸关槟州发展的重要议题，虽见口舌、牛肉依旧稀薄，回归公共性的思辨，才能打造一个公民参与、理性沟通、公共对话的公民论坛，

头家质询：由下而上的民间自主性

国外公民会议的经验提醒我们，具有社会运动意涵的审议民主操作，不在于对议题结论的操控，使之符合社会运动者的目标，而是开展出不同的场域，强迫官僚部门、发展论述者与地方主体性进行对话，激发更多不同的社运能量，深化属于在地主体的知识论述。

社会运动者可以审议民主里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从操作过程中创造提升公民社会力量的目标，深化在地议题的论述能力，进而发展出与外来优势论述抗衡对话的实力，作为未来社会动员可能的准备。

同时，公民会议中注重知能提升、庞大专业资讯流动的特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也弥补了今日社会运动者面临的困境──政策资讯的封闭，以及专业资讯支援的不足，尤其在面对新兴高科技社会、环境冲击等复杂议题。另一方面，社运性质的加入，亦使公民会议得以跨越参与程序与公民互动的讨论，而能直指民主的核心──蓬勃的公民社会发展力量。

不当的政策造成国家资源的错置，使我们从“公民”成为“社会分配不公平不正义”下的“难民”。民主审议旨在让政策研议与辩论趋于“公共性”思考而非“私利”竞逐，换言之，等于对原有公共政策决策品质的现形与体检；再结合充分的草根串连与扎实的论述，任何让政府不敢忽视的公民行动，都是让自身免于变成“难民”的后盾。

然而，无论一个资讯开放或刚经历政治转型的社会，如何培养深化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能与热情，落实到法律规范与政策执行的层面，已成国家制定高争议性公共政策的重要制度，但不能揠苗助长，过度的依赖公民会议在所有的争议公共问题上，尤其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下，不但无法为政策背书，反而成为自我扼杀公民会议之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