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配谈政治道德？

文：谢伟伦

最近有人慨叹国内政治发展“已到了肮脏的地步”，批评政敌不惜操纵法律和诽谤，千方百计损害其形象及尊严。的确，看看亚洲各国的政治，尤其独裁专制国家，无不因黑箱作业而罄竹难书。政治海啸洗礼后，我国开始从威权遗绪脱胎换骨，其肮脏之处虽不及当前中、泰、印、缅、菲等国，但正因之前的独大态势崩塌，网路资讯无远弗届，因此所“暴露”的远远超出想像。

感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没落，这些政客的痛心之言，大可发起一场“道德重整运动”矣。公务人员素质低落、学校教育偏失、金权政治抬头等现象，确实令人遗憾。可是若由这些人来重整我们的道德，难免令人担心。把道德政治化，把政治道德化一直是东方哲学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政治道德化使亚洲社会至今还难以把属于道德范畴和法律范畴的问题区分开来。我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人重整我们的道德必然失败，而是我国所剩无几的道德，反而因此被践踏。

单靠制度无法保障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品质。除了制度之外，我们更需要公共道德；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政治权位的过程中，有所不为，为所当为。在此刻民主转型中的我国，所有人都见证着这个道理。我们有了民主政治的外观，可是政治和社会的品质却同样低落；低落得叫人怀疑：居住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到底还有多少希望。

公共道德沦丧的原因固然复杂，却不难理解。政治部门的颟顸，是以个人效忠和利益交换为统治基础，以控制司法和媒体为统治工具的专制政权常有的现象。而在开发中国家，政治却据有中心的地位，掌控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政治部门的堕落，迅速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乃是必然的结局。更重要的是，人民对正义和公理的追求这些高层次的道德行为，对独裁政治构成最大的威胁。道德行为乃是基于原则，而对自身利益的舍弃。过去那些宁愿舍弃自由以追求政治正义的人，都受到了严酷的惩罚；而在社会生活中坚守原则的人，也发现自己寸步难行。整个社会不断地以实际的例证，教导我们自私自利、放弃原则。

我们今天的处境，其实是源自昨天的威权统治。在新的政治气候下，我们也确实需要新的政治道德。然而，道德之建立如何可能？其行为的训练与模塑，必然是一个复杂、漫长、又艰辛的过程。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道德是如何建立的。但我们仍能从道德心理学家的研究中，获得重要的启示：道德行为的发展，不是来自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灌输，而是来自道德楷模的影响。我们从兄长、朋友、同事、上司、公众人物，或甚至历史人物的道德榜样中，在内心深处获得感动。在潜移默化之中，皈依道德原则。这就是培养道德行为、影响道德发展最重要的重要元素。

如果道德训练来自道德楷模的影响，这群批判政治龌龊的人，是否足以成为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重整我国政治社会的道德？这些来自就有威权统治集团的一份子，在风声鹤唳之际，当真正有道德的人不是在街头被水柱淋洒、狱中受难，就是宁愿忍受寂寞，拒绝为这个政权服务的时候，他们却在享受着政治权位和社会尊荣。金钱政治泛滥、司法威信蒙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矫正歪风的动作，都与他们无涉，却还义正辞严地对各种藏污纳垢之处指指点点。

若要发起“道德重整运动”，由于领导者不是社会所尊敬的道德楷模，注定要失败，注定要成为政客所导演的闹剧。政治道德沦丧的大马，未来或许终将出现一个足以为我们道德楷模的力量。这是民主巩固与深化的生机。惟，斯人也，斯党也，而有斯疾也！我们担忧的是，那些自诩为正义化身、不着边际的政治（道德）评论，或许会使人更觉绝望和反讽，因而延迟了生机的出现。

这无疑是“道德重整运动”最不道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