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恪宁

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桎梏这个国家的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偏偏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

到底是个精明的商人,大马首富郭鹤年在《郭鹤年回忆录》说的批的点的凭的,点点滴滴,都是一代商人之看法:腐败的领袖往往用快速兴国合理化自己的朋党主义,摈弃国家的招标标准规范,反之,将计划随意交予自己友。

那样的沉痾宿疾,这些日子我们看得实在太多太多了。想起了那些年的淳朴,眼下的这些实在让郭鹤年太感伤。他提起东姑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的税务,写信向财政部长陈修信求情,陈修信一丝不为所动,东姑显然也没有假公济私,咄咄逼人。

朋党不然,狐假虎威,阿谀奉承,希望从中得到本身的好处,甚至试图影响政府施压银行,放贷他们坐拥的工程和计划。这么一来,所有的评估自然再不独立,如何觉察生意的生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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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这个国家的桎梏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早在1975年9月,他尝试和时任副揆的胡申翁坦诚对谈,表达了他的忧思所在:

“我恳切您,胡申,选贤与能……不分族群,不论肤色,不管宗教,唯才是用。反之,胡申,现在的方向,扶持过度了。语云:慈母多败儿,不但不能成器,而且骄横不逊。”

语句诚恳,一语中的。治国、经商,本来都是这样。《孙子兵法》说的确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可惜,政治除了理性的坚持,还有选票的顾忌。胡申翁显然也有他的为难之处。《郭鹤年回忆录》笔录:几分钟了,胡申翁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抱歉,罗伯(郭鹤年)。我做不了。依马来人的想法,他们接受不了。”

错过顺势之转圜,接下来的演绎,我们都熟悉。快乐的首相东姑随后不快乐地下台后,那是另一个国度的分水岭了。官场的用人唯亲,行政的处处偏袒,郭鹤年在书里透露,他全一一地体验过了。

另一方面呢,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充分地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当中的关键所在,郭鹤年坦承,攸关税率:“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只勉强留得住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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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立足香港,公司所缴之税,只有17%。换句话说,郭鹤年旗下集团所赚取每一块钱的利润,省下了33分之多,可以用作倍增资本,扩充香港郭氏兄弟公司的营业。设身处地地想,郭鹤年会怎么做,还不明白吗?

如今新加坡政府显然汲取了教训。个人所得税,也调整了。身在新加坡打工,首两万星币,毋庸缴税,接下来的一万,征税不过微不足道的2%。2017年以前,新加坡设定的最高税率20%,如今提高至22%,远在马来西亚之下。

到底是个睿智的商人,摠佞谄谀谗贼慝险,他都知道。规划的不当,管理的覆辙,他看得多了。他不是唠唠叨叨,卷帙浩繁之言,连篇累牘之语,巨细靡遗的字里行间,说的是浅显的道理;可惜,兜兜转转,不知何故,总之朝廷的领导似乎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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