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大马到513悲剧 ——华人政治地位之演变(中)
异言堂

文:谢诗坚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也意味着一个新兴的国家有待成型。

因为这份协定(也就是后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宪法的蓝本)有提及马来人的定义:信奉伊斯兰教、奉行马来人的生活习俗及操马来语。而在这个定义下另有条款指明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就是凡是马来人可享有“特别地位”(这里没指特权地位),主要是针对经济的援助和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决定了马来亚及所有人民的未来。

我曾在1999年大选后访问过中选国会议员的沙侬阿末(著名马来作家,伊斯兰党议员),所有马来人什么时候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是否与生俱来?

他说他也不大清楚,但他肯定与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有关。总之他说在他的记忆中,所有马来人都是穆斯林教徒。即便其他伊斯兰教国也不硬性规定所有的人民必须是穆斯林教徒,但马来亚就是这么确定下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倒是揭开了种族政治已成为一个导向。例如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就是与英国谈判而另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以取代被废黜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既然宪法中有为马来人下定义,而没有为其他种族下定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日后衍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较严重和突出的是,英国在1948年6月20日在马新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在即,英国殖民地政府乃在马新“先下手为强”,先后将50万华人强制性地集中在新村,以“断绝”用粮食救济马共。华人在当年所蒙受的痛苦,罄竹难书。

其重要理由是英国担心毛泽东解放全中国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会发生“骨牌效应”,将整个东南亚赤化。

另一方面,狡诘的英国则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马新则实施残酷的镇压,把华人当成“假想敌”。

英国的双面政策暴露了其虚伪性,原来是拿马新的华人来祭旗。

英国双面政策

就这样,在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了,说是为了照顾50万水深火热的华人。在1946年印裔也在尼赫鲁鼓励下成立“印度国大党”(党名与尼赫鲁的政党一样)。虽然尼赫鲁有要求印度人归属当地政府而成为当地人,但情况并不明显。

同样的,华人对于归化成为马来亚公民也不热衷。不过政党政治转入50年代就更加普及化和种族化了。

先是在1951年有劳工党的成立,虽是标榜多元性,但仍归属于华社的其中一个政党;及至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1951年),主要是参加1951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这个政党表面上是宣称多元性的,实则在华社寻求支持。

同样在1951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创办了他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而代之)。这个党也招纳其他种族加入,但基本上可视为马来人的政党。至于伊斯兰党(回教党)更是摆明倾向马来社会,虽然也招收其他种族的穆斯林教徒,但是人数十分有限。

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标榜左翼,也就很快与劳工党结成姐妹党,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有必要带出的是,在1954年,新加坡的李光耀成立了“人民行动党”,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将左右派的精英收编。虽然是多元种族政党,但不能否认它是根植华社,靠华人起家的。

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就拥有合法地位在马来半岛开展政治活动。因此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虽然成绩差强人意(参加9席,只蒂凡那1人中选),但从群众大会的万头攒动也看到华人的热潮;尤其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更是触动华人的内心。不过这样的标榜也触怒了马来社会。如果按照李光耀所说是对的,那么在独立时马来亚被称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The Federation of Malaya)也就不具意义了。因此有马来舆论咬定李光耀的口号是具“种族主义”的,挑衅“马来人的主权”地位。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一个新的政党命名为“民主行动党”也就在1966年成立取代已退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是他终身的遗憾,但民主行动党显然沿着他的理念,也不断地灌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

不得不提的是,在1963年时又有一个马来左翼政党出现,它就是脱离巫统的阿都亚兹(前农长)所领导的(此人是新加坡首任元首尤索夫的胞弟)。

社会主义阵线

不久之后,这个党加入社阵,形成三党大组合的社会主义阵线。

但不幸的,由于印尼的反马来西亚,也影响马新各地的左翼政党加入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反大马合唱团”。正因为人心浮动,在1964年的大选却让联盟“因祸得福”(印尼对抗下带来的风声鹤唳),取得辉煌的胜利(123席对反对党31席)。这种倾向也因种族主义的因素加入其中,因为华人担心左翼的华人政党受到印尼的影响而可能发生不利华人的施政,也就集中票数投向右翼的联盟;以致左翼社阵惨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也失败。这种结局是左翼思维受到种族主义干扰而无法甩掉种族政治幽灵的又一个明证。

当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来届大选后,其他走温和路线的政党也纷纷探出头来。例如民主行动党也与人民行动党一样,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但绝对与社阵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另外在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也是打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以争取一向以来支持社阵的选民。

在一方面,左翼阵营沿用街头斗争(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不再兴趣于议会斗争;而在另一方面,热衷议会斗争的政党参加角逐,如民主行动党、民政党、伊斯兰教党、人民党均向联盟挑战。

1969年的大选又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中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及伊斯兰教党震撼了联盟的政权。在形势不明朗下,终于在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史称“513”事件。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民政执政了槟州,这是槟城的第一次变天,显示了华人的影响力。

在这之后,于1970年拜相的敦拉萨开展收编反对党的活动,并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如“新经济政策”、“国家原则”及将东马的土著也列为土著行列。

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回到和谐的局面,实则是种族政治又找到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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