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婉玮

香港的暴力抗争已经上升到危险的水平线,愈演愈烈,而社会当下不少理性的讨论都希望暴乱早日结束,只不过该如何结束,理性的讨论者各有期待。一些支持止暴制乱的媒体及评论者把暴乱的根源指向特区政府的柔弱,并且认为最终还需北京的中央政府出手平定暴乱。

然而在另一边,泛民派的政客及媒体则将拯救香港人自由的最后希望,押在美国的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期望。纵然大家的期待对象不同,但很显然的,都把拯救香港及平息社会的责任推给了特区政府以外的政权,难道说,这些关心香港的政客和公知都产生迷乱了。

香港的示威人士到欧美国家游说支持以来,中国也以强硬的态度否定各方的批评,唯一直对香港的乱局坚守不干预的立场,当局应不仅为了承诺“50年不变”,也在向世界证明不存在“中国威胁论”,故即便有充足的理由整治香港,应该也须留待2046年之后,届时从法治的框架修整香港的基本法乃至教育体系。

再看美国方面,特朗普把中美关系当作一盘生意看待,如果香港是美国用来钳制中国的“棋子”,那么,中国同样可以用美国农产品和零件关税要求特朗普“安静”,所以即使香港人所期待的法案在美国的国会通过了,美国对香港和中国大陆会不会有实际的操作,且看台湾今日的处境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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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香港的历史,其实所有现行的制度都是殖民的遗产,从行政到司法的主体设计本就缺乏自主性,因为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从上层的管理者到下层的民众都“臣服”在英国派遣的总督之下,因此,试问香港何来自主性,更遑论在回归后要维持50年不变的制度,港人政府何来拥有治权之权威。除了在回归前的立法会终于有了区议员的选举之外,司法和行政都维持着原状,行政体或行政权的弱势使特首不可能享有总督般的权威。

这些年香港人的政治意识抬头,以及泛民派与建制派的对立,使很多的公共政策被政治化,香港特首和他的行政单位面对政治压力时仍然缺乏强势,乃至无法压制而导致经常撤回或暂停推动到一半的政策。

故此,难怪乎,社会对政府的软弱和无所作为已不再寄望,不管支持或反对暴力抗争,都只能期待外部的力量帮助平定乱局。不过纵观乱局的始终,关心香港的人士也须理解,一切都是泛滥的政治操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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