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诗坚

自从第14届大选（2018年5月9日）揭晓以后，马来西亚的新政府中就有人提出降低投票年龄，即从21岁降至18岁。虽然这是一个新潮流，也是正在运动着的基本人权，但在分析其利弊后，仍有两种意见在相互比较。

现在我们先谈18岁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以我自己来说，这一年我们高中三毕业，已完成漫长的12年（小学6年及中学6年）学校教育。下来就是朝向大学或走进社会谋生。由于在60年代，马来西亚只有一间国立大学，私人院校寥寥无几。因此对于华校生来说，他们有三个去处，赴台湾深造，考进新加坡南洋大学及负笈海外留学，但后者得有经济实力才行。

因为那时华校生前往中国深造已被切断了路，也就造成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只能走进社会，少说也占85%以上，剩下不及15%的幸运儿也就屈指可算了。

当一位刚满18岁的年轻人徘徊在对将来的憧憬或失落时，要他们去理解什么是政治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虽然我在那时也有一些政治常识，但总不能理解其中含义，更不会分辨什么是不同的社会制度。说白了就是不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同？其优缺点又在哪里？

这要怪谁呢？只能怪课本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选举？什么是选民？什么是民主？正当年轻一代在对民主一知半解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18岁的人已经成熟？而且能分辨出是非？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又为什么要降低投票年龄？是不是现代年青人比昔日的年青人更早熟和更懂得政治是什么？

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学校高中课本并没有让你认识民主和选举，也没有实施相关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如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与上一代年轻人比较的话，那就是前者无法想象电话是可以移动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可以收播全世界的节目，也不知道电脑会成为人类最有效的工具。至于后者则是在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窥视全世界，但他们难道就比过去的人更懂得政治？

其实都不是，可为什么我们也学时髦将投票年龄降低？说来这是与在野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比如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就是一群大学生发动的示威游行，他们是一群手无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但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无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准备将战败的德国拥有的山东省胶州湾和青岛移交给日本，才触发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其结果也证明了年青人在被激发起来后，比任何在野的政党更加勇敢地斗争和做出牺牲。

及后在抗日入侵的年代（1937-1945），也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年轻人义无反顾的前仆后继，才唤醒了民众对抗日的决心。

这样的事例也告诉政党和政治人物，在野时得依靠学生和年轻人的冲锋陷阵，否则无法打倒当政的反动政府。

马来西亚的情形也不例外。在过去的反日斗争、反拆屋斗争及反饥饿斗争时,都是靠年青人打出来的一条道路，就连廿世纪末叶安华的斗争所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还不是大批青年针对当权派的马哈迪政权？

也只有等到马哈迪退休和失去权力后，他才想到在野党和执政者的最大差别是前者手中无权力，需要靠18岁的年轻人；而后者则权力在握，不需要年轻人“添乱”，也就没有必要起用年轻人当先锋。

正由于年轻人的醒觉和年轻人的求变，马来西亚才有了2008年的小变和2018年的大变。

这一大变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对国阵的支持大大减退，从21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在2008年大选时，国阵尚获48.2%的支持。但到了2018年大选时，跌剩29.9%的支持率。即便是马来选民（在21岁至30岁之间），其支持国阵的百分比也从2008年的52.2%退至2018年的32.9%。

至于华人（年青21-30岁之间）对国阵支持之锐减更是十分明显。从2018年的26.9%到2018年的5.6%。

基于年轻一代选民的“反叛”和投票倾向的改变，才促使马哈迪领导的反对党（希望联盟）起而执政，打败了当政60年的巫统。也因之在胜利后，由土团党的团长塞沙迪（青年体育部长）提出降低投票年龄，也就获得马哈迪的支持了。

不过，如今希盟已是在朝，包括土团党在内，它们会担心年轻一代转回支持当下的反对党—巫统吗？

这就是说，在朝时的政党和在野时的政党的心态是迥然不同的，有权时会倾向保守和守住原有势力；无权时则会求助于年轻选民。

目前经过统计，如果投票年龄降至18岁，就会马上增加380万名新选民（指自动成为选民）。这对在朝政党无疑是新的挑战，因为它们已无法具备信心这大批新的选民会继续支持希盟。

伊斯兰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说，先解决具备资格但尚未是选民的400万公民变成选民才来降低投票年龄。

为此，教育学者阿兹礼拉曼说：“当民主仍未成熟，18岁的选民怎样投票呢？当威权主义仍当权，当学校尚未灌输年轻的一代有关投票的基本知识时，他们该怎么投票呢？”

不论今天的潮流是18岁或21岁投票，都不是争议的大问题，问题不在于年龄的降低，而是在于：民主您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