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婉玮
近日的香港成为举世关注的城市，不是金融贸易产生的效应，而是超过100万的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阻止立法会二读通过《逃犯条例》修改法案。参加游行的有律师、妇女、学者及学生，重要的是商界人士也以罢工和罢市响应。从2014年的“占中”的雨伞运动以来，这是当前最轰动国际社会的香港街头抗争。大游行过后，香港政府宣布“停修”条例，但未浇灭民众的愤怒，16日再爆发第二次大游行，人数超过第一次。
从2014年的占中运动以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处在一触即发的局面。这一回的起因是香港政府针对《逃犯条例》里的两岸三地没有引渡逃犯条例的漏洞，提出整改的方案，孰料牵连起轩然大波的社会运动。
据称修改逃犯条例过后，大陆的公安机关就可引渡香港嫌疑犯到当地受审，正因如此，触碰了香港民众敏感的神经线。由于两岸三地的司法制度不同，尤其大陆与香港对于“有罪”与“无罪”的推定标准和程序不同，加上近几年发生不少香港异议人士无故被大陆公安逮捕的事件，尤其以铜锣湾书店的案件最为轰动，导致香港民众对北京中央政府有莫名的恐惧感，更担心修法后的人权更没有得到保障。
在参加大游行的人士眼中，修改后的逃犯条例等同于“送中”条例，今后为大陆公安引渡香港反动人士提供了方便，小市民和大商户都担心言行举止不合中央的心意时，就会受到当局以商业罪和刑事罪引渡到内地受审。正因香港人见证了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荣基的经历后，都坚信在大陆骇人听闻的受审过程。因此，香港政府即使答应“停修”也不能缓解他们心中的愤怒和担忧。
游行者的诉求是当局必须撤回修改的动议，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大游行浇灭了政府修法的决心。
政府要求修订逃犯条例的表面动机是一宗台湾的杀人案引起的，促使不明究竟的人士以为反对修订的人群是在维护罪犯，其实不然，熟悉香港政治时事的人士都了解，这一切出于香港人民对北京的中央政权长期恐惧的回应，一些有识之士据理力争的提出了修订后的内容乃弱化了香港政府的管辖权，从而也涉及影响香港的核心价值，因此判定逃犯条例的修订为非正义。
至于大游行得到商界人士高调和低调的支持，也是反修订人士获得外界乃至国际社会认同的原因之一。香港的大商户自身可能过去曾涉足大陆的官商关系，因而担心大陆在治理腐败之际，自身会被追溯清算。
总结而言，修订法例乃根据时移易势的需求所作，是无可厚非，唯政府只顾理据而忽视社会的心理，是这一次修订过程中的败笔，而且已有200万的游行民众驻守的逃犯条例，政府今后实在不易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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