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发生后，华人商家的处境如何？大马糖王郭鹤年清楚记得，他曾被一名马来高级公务员当众怒骂“别那么贪心！别抢完！留点东西给可怜的马来人吧！”

94岁的郭鹤年在《郭鹤年自传》新书里如此描述：513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我在国会等待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会面，一名我认识的马来高级公务员，在国会走廊堵着我问“罗拔（郭鹤年英文名），你来这里干什么？”

“当我回答要与首相见面时，对方即刻怒骂说“别那么贪心！留点东西给可怜的马来人！别抢完！”

郭鹤年说：我能看到，在1969年5月13日之后，商业的竞技场改变了，不再廉洁与公开。

他说：过去政府提供给国内外商家的公开招标，如果成功获得合约，我们就会竭尽所能去完成它。我想，10次里面我们有8、9次是成功的。”

郭鹤年说，513发生之后，极端马来人将马来人的贫穷，归咎于华人与印度人的“掠夺”，使得极端分子骑劫了权力，颠覆公平竞争的市场游戏规则。

“他们重复同样的口号，马来人是弱势群体、马来人被欺负，但这些极端者却想成为超级富有。当这些马来人变得富有，他们之中不是那么多人，愿意协助其它贫苦的马来人。”

马新征税过重转移生意重心

郭鹤年说，他在1970年代，把生意重心转移到香港的另一个原因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两地的征税过重。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似乎在比赛，看谁可以向那些为国家生财的人征收最多的税务。他们以惩罚性税率向我们的利润征税。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仅勉强留住50分。”

郭鹤年解释，他当时主要做大宗的商品交易，采购量庞大，3000个批量就等于15万吨的糖，因而价格稍微波动，那怕是美元一分钱，都会深深左右他的盈亏。

“如果我买空而出错，或卖空而出错，追加保证金通知就足以把我摧毁。所以，我有绝对的必要，建立自己公司的储备金。”

他也指出，新加坡的高额税率，抑制他加强现金储备，以致他必须面对巨大的金融风险。尽管新加坡不向岸外贸易盈利征税，但却十分严苛要求商家证明，反观香港的税务环境却一直在鼓励商业投资。

他说：在香港，你只需缴付17%的企业税，所以就每一块钱的利润，你就省了33分。既然我参与了与全球的糖贸易，寻找低税率基地是绝对有必要的。

郭老强调，他对新加坡的情感不曾有丝毫的改变，把商业转移到低税率的香港，只是理性的投资之举。

他透露，1970年代中期，他转移到香港之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经常找他咨询马来西亚的事务，有时也会一起吃午餐。不过，这些非正式的会面，在他搬迁到香港后就中断了。